不難看出，這裏有一個疑問。波普爾自己的曆史哲學是建立在他的物理學思想基礎上的，而且他也曾一再表明，他對曆史科學的一切努力，就是要使人們能夠成功地將物理學方法運用於社會曆史領域。照此說來，波普爾也應該是位泛自然主義者。那麼為什麼他還要將泛自然主義作為批判對象呢？對此，波普爾的回答是：問題不在於曆史科學能否運用物理學方法，重要的是如何運用。他認為以往的曆史哲學，不管是泛自然主義的還是反自然主義的，“關鍵性的錯誤在於對物理學方法的一些十分常見的誤解”。
在西方思想史上，將自然科學推到萬能位置上的是牛頓力學。在牛頓看來，一切自然現象都可用力學原理予以解釋，因為整個世界不是偶然的、雜亂的，而是係統的、有序的。隻要運用正確的科學方法，就可探尋事物的必然性和內部聯係。在他的宇宙觀裏，整個自然界都是在機械原理下有規則地運行著，空間變成了幾何學領域，時間變成了數的連續，人變成了與自己的曆史毫不相幹的旁觀者。整個18世紀，牛頓力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或稍後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乃至思想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著牛頓的學說，並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結成聯盟，即用自然科學中的機械決定論解釋人文現象。用卡西爾的話說，18世紀沒有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能夠避免這種機械論的影響。像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孟德斯鳩等人身上都帶有牛頓的影子。
19世紀下半期，達爾文的進化論像牛頓力學一樣，同樣獲得了巨大成功。在許多人看來，用達爾文的進化論理解社會曆史，或許比牛頓力學更能揭示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因為人類本來就是一種生物，也就必然受製於進化規律。他們視社會為有機體，視人類曆史為“自然的演化”，甚至將製度與文化視為生物物種。
波普爾認為，上述泛自然主義的曆史哲學都是錯誤地模仿自然科學，錯誤地認為曆史科學可以“揭示社會進化的規律，以便預言社會的未來”。在《曆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波普爾對其予以係統的批判。
(一)按照泛自然主義的觀點，人類曆史必然受製於自然因果律。在這裏，沒有飛躍，沒有斷裂，沒有停頓，有的隻是“曆史連續規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朝著某一理想的目標發展。波普爾認為，研究人類曆史雖然可以采取因果性解釋，但此種解釋與自然領域的因果解釋有著明顯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在自然領域，因果關係是重複出現的，因而是可以被檢驗的，而曆史領域卻沒有這種重複性的因果關係，因為這裏不存在類似於自然領域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在自然科學領域，人們感興趣的是普遍規律，而在曆史領域，人們隻是對獨特事件的因果性解釋感興趣。而對獨特事件的因果解釋是不可能推演出“曆史連續規律”的，也不可能看出曆史的進步過程與階段性。
(二)按照泛自然主義的觀點，運動由力所決定，人類曆史既然也是一種運動，那麼也就以動力學原理為根據。即是說，曆史解釋必須分析產生社會變革和推動人類進步的力量。此種觀點在孔德的學說裏得到了經典性的表述。波普爾認為，我們雖然可以把社會組織的改變和生產方式的改革作為一種運動來描述，但這隻是一種比喻，而不能把它們真正地看作是一種運動。因為在物理學裏，如果談到物體或物體係統的運動，我們並非指該物體或物體係統有什麼內部結構的改變，而隻是說明它改變了相對於某個坐標係的位置。而社會曆史的變革，與物體的運動完全是兩回事，因而也就不能用動力學的原理予以說明。波普爾進而指出，在曆史科學裏，如果僅僅是為了達到認識曆史的目的而借用速度、軌道、路線、方向等動力學概念，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科學自居，那麼這些概念就成為科學的奇談怪論”。在他看來，社會曆史領域根本就不存在與物體運動相類似的社會運動，當然也就無所謂“社會運動的規律”，更不應該用動力學的原理來理解人類曆史。
(三)按照泛自然主義的觀點，尤其按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人類曆史的發展體現為一種進化規律，人們完全可以根據這一規律對未來抱樂觀主義態度，並“大規模地”預測未來前景。波普爾認為，這完全是曆史科學中的一個神話，也是最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曆史理論。進化論基於對生物界的大量觀察，得出相關的種類有共同的祖先的科學假說，雖然包含某些普遍性的自然規律，諸如遺傳規律、分異規律和突變規律。但是，“這個假說本身並不是一條普遍規律”。倒不如說，它具有特殊的或專有的曆史命題的性質，因而從中不可能發現有什麼普遍規律。對此，波普爾的表述十分明了簡捷：“我的理由很簡單。地球上的生命進化或者人類社會的進化，隻是一個單獨的曆史進程。”義說：“不存在進化的規律，隻存在動植物變化，或更準確地講，動植物已經發生變化的曆史事實。規律決定進化的方向和特點的觀念，是一個典型的19世紀的錯誤，它起因於把傳統上賦予上帝的功能轉歸‘自然規律’這種思想流行病。”波普爾認為，這裏的關鍵是，曆史假說隻是關於個別事件的單稱命題，而不是全稱命題。進化論隻是一種曆史假說，因而也隻能看作單稱命題。況且，任何規律在它被科學認可之前，都必須由新的情況來檢驗。如果我們永遠隻限於觀察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那就不能指望對假說進行驗證，不能指望發現科學所能接受的自然規律。所以波普爾的結論是，對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的觀察不可能幫助我們預見它的未來發展，如同對一個正在成長的蠍子進行再仔細的觀察也不能預見它會變成蝴蝶一樣。
(四)按照泛自然主義的觀點，社會如同有機體，同樣有自己的誕生、童年、青年、壯年、老年和死亡的生命周期，因而對其未來的發展形式也是可以作出預測的。此種曆史觀同樣受進化論的影響，不同的隻是，它不是強調曆史的直線發展，而是一種曆史循環論。波普爾並不否認某些曆史事件的相似性，但他認為，“所有這些重複情況都牽涉到環境，而環境是千差萬別的，環境可以對其後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因此，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曆史發展中看來是重複的事情將一模一樣地繼續出現”。也就是說，曆史是不可能重複的，不具備可逆性，它隻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每一時刻的每一事件都是新的。這種不可逆性決定著它不可能有終點，更不可能作圓周運動。自然現象有周期性的變化，如日夜更替、四季輪轉，是因為自然萬物隻有服從自然規律的必然，沒有超越規律的自由。而人類曆史不同，一切都有賴於人的創造，都是人在一定的環境下憑著自己的能力所造就的。人在變化，環境也在變化，由此又決定著後代不可能重複前代的曆史。
(五)波普爾對泛自然主義的批判，最值得重視的是他揭開了其批判對象的神學“目的論”麵紗。他認為，泛自然主義從表麵上看，似乎是對科學的推崇，實際上與科學精神格格不入，相反，倒是神學的翻版。因為這種曆史哲學將“規律”放在神的位置上，完全是一種宿命論，一種迷信。“它認定在沒有播種的地方，也能有收獲；它試圖說服我們，隻要隨著曆史的步伐，一切自然平平坦坦，毋需我們作重要的決定；它試圖將我們的責任轉移到曆史上，然後玩弄超越我們個人的邪惡權力；……”。在這樣一種曆史觀麵前，人是極其渺小的，其價值等於零。所以波普爾指出，這種曆史觀的要害是對人在曆史中的創造性和主體性的否定，“不承認人類理性具有實現一個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既然一切都是由“曆史連續規律”安排好了的，那麼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多餘。如是，則人本身的意義也就從根本上成了大問題。
波普爾對泛自然主義的上述批判，並非純學術性的，而是緊聯著對人類命運問題的思考。因為泛自然主義的曆史哲學非但為學術上的謬說，更重要的是將人類社會導入迷途，墜入深淵。其要害，克羅齊、科林伍德、湯因比等人都曾有過揭示，但均不及波普爾的思想力度。同時應該指出的是，波普爾的批判雖日深刻，但在具體的論述方麵又不免失之偏頗。人既與自然萬物有別，但同時又是自然界的一員，他既有可能超出自然律從事曆史活動，但又無時不受自然律的限製。即是說，我們在討論曆史問題時，首先所要思考的應是人的曆史活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以及曆史活動與自然律處在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中。如果此等問題不解決，那麼就難以令人信服地駁倒泛自然主義曆史哲學的謬誤。
三、對反自然主義曆史哲學的批判
反自然主義的曆史哲學在西方思想史上，嚴格說來始於維科的《新科學》。但是維科的思想很長時期內不為學界所了解，直到19世紀下半期，西方思想界才興起一股強勁的反自然主義的曆史哲學思想，代表性人物有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克羅齊、科林伍德等人。他們或者強調曆史的個別性，或者強調曆史認識的直覺悟性，但其目的卻是一致的，即盡力將曆史學從實證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波普爾認為，各式各樣反自然主義曆史哲學同樣是錯誤的。它們雖試圖將曆史學同自然科學劃清界限，還曆史學的獨立性，但其結果卻使曆史學成了純主觀的東西，並使自己同批判對象走到一起，即同樣表現為曆史決定論。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爾所批判的反自然主義曆史哲學，並非僅限於近現代，而是從古代說起，認為“曆史決定論是一個古老的觀念，更恰當地說，是由許多鬆泛的觀念連結在一起”。他把基督教的“選民論”，把部落至上觀念，都看作曆史決定論的早期形式。所以他的批判對象，既有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史學家和哲學家，也有古代的思想家，如柏拉圖、赫拉克利特等人。
由於批判對象大多是些“鬆泛的觀念”，所以波普爾對反自然主義曆史哲學的駁論亦大多零亂，有的甚至沒有展開論辯。大致說來，主要包括如下幾方麵內容。
(一)關於曆史學的選擇性問題。反自然主義認為，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不能運用於曆史學，原因之一便是曆史學家在從事他的研究時，總是在做一種選擇工作。他不僅選擇史實和史料，同時也選擇理論。這樣，導致曆史學家不可能如實地再現曆史。波普爾認為，研究工作中的選擇問題，並非隻在曆史學中有之，自然科學家同樣存在。在自然科學中，“觀點”通常是由一種科學的理論所決定，“這種情形若以探照燈來比喻會更清楚。探照燈探照事物，要依燈的位置，我們讓它所朝的方向，燈光的強度、色彩等來決定”。而在曆史學中，正如在自然科學中一樣，同樣避免不了選擇，“若堅持能避免，唯有導致自欺和缺乏批判的用心”。對於一個曆史學家來說，他所應該做的，隻是在承認自己這種選擇性的基礎上，誠實地對待自己的研究工作，進而維護曆史學的科學品格。
(二)關於曆史學的不確定性問題。反自然主義堅持認為，自然科學所處理的課題是簡單的，而曆史學的課題則要複雜得多。此種複雜性，既表現為社會結構的複雜，又表現為曆史解釋與被解釋對象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複雜，因此，曆史學與自然科學迥然相異。更重要的是，此種複雜性致以曆史學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具有預測功能。對此，波普爾基本上是同意的。但他認為，僅此並不能說明曆史學不能運用自然科學方法。曆史學中的“不確定性”，隻能說明我們更加有必要以一種嚴肅的科學態度來對待，而不能將其排除在科學的門外，任其由某些別有用心者所利用，結出有損人類進步事業的惡果。
(三)關於曆史學的直覺悟性問題。反自然主義認為，自然科學的目的是解釋因果關係，而曆史學則是對以往事件的描述。自然科學可借助數學公式對事物作出嚴格的定量說明，而曆史學則主要是從性質上去把握認識對象，用“民族性”或“時代精神”來理解曆史的發展。所以前者運用的是歸納的概括，後者則隻能借諸聯想。而在波普爾看來，反自然主義對曆史學直覺悟性的看法，錯誤不在於曆史學方法上，而是對曆史發展理論的誤解。此種觀點相信曆史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對其認識也隻能是神秘的直覺悟性。這樣一種曆史哲學，說到底，還是局限在神學的教條中，其對曆史學運用科學方法的不信任，如同教士們認為科學方法無助於信仰的思維模式一樣。
(四)關於曆史學的整體性問題。反自然主義認為，曆史學的研究不應采取原子主義的方法，而應采用整體主義的方法。因為社會集團決不能視為隻是個人的集合體，而是一個整體。作為整體的社會集團，都有它自己的傳統和自己的建構。而研究其傳統和建構，自然科學的方法則做不到這一點。波普爾認為，這樣一種整體主義思想，對人們的社會實踐“具有特別有害的影響”。可以說，波普爾整套曆史哲學的要旨也就在這裏。在他看來，整體主義的要害即對社會曆史大規律預測的信仰，而忽視漸進性的社會改革，並從根本上忽視了人在曆史創造活動中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