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爾對整體主義的批判，按他自己的說法，“有兩點反對意見。(a)它忽視了過去一切社會知識，包括前科學的和科學的知識都至為重要的漸進實驗。(b)整體主義實驗不可能對我們的實驗知識有較大的幫助”。“漸進實驗”與“整體主義實驗”是波普爾曆史哲學中兩個重要概念。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稱之為“漸進工程”和“烏托邦工程”。他認為，“漸進工程”所相信的是人的理性和能力，相信人類曆史的進步是通過“漸進的技術師”的不斷批判和不斷改良而實現的。它的品格是開放的，所引來的必是一個民主自由和穩步發展的社會。反之，整體主義的“烏托邦工程”則是對人在曆史中的批判理性和創造熱情的扼製，所引來的隻能是政治上的極權和社會的動蕩不安。
將反自然主義作為曆史決定論來批判，是波普爾曆史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我們知道，一個多世紀以來，曆史哲學領域的種種非決定論者，幾乎都是反自然主義的。因為近代以來的曆史決定論，主要植根於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自然決定論。波普爾也是非決定論者，他反對泛自然主義，亦說明他在某種程度上同樣有著反自然主義傾向。然而波普爾的特殊之處是，他在許多方麵並不同意以往的非決定論者，反對將曆史學排除在科學之外。這樣，無疑為他的理論闡發增加了困難，也使別人對他的理論的理解增加了困難，就連他自己對某些問題的論述亦顯得互相矛盾。
比如，他反對將不確定性和選擇性看作曆史學的特性，認為在自然科學裏同樣存在著不確定性和選擇性，卻沒有看到曆史學和自然科學的不確定性和選擇性是有差別的。如果取消這一差別，那麼就會滑向他所反對的泛自然主義的曆史觀上去。
又如，他反對整體主義的曆史觀，並將其看作開放社會的敵人。實際上，曆史盡管出於人的創造，但其內部的結構和規律卻是不可否認的。也就是說，我們承認曆史進步的“漸進工程”性質，並不意味著就能否定它的整體性質。問題的關鍵恐怕不在於是否認可整體主義觀點，而是如何既承認曆史的整體性質又肯定人在曆史中的創造作用，而不至於淪為宿命論。再者，承認曆史進步的整體性，也並非就一定是一種“烏托邦工程”的曆史觀。相反，如果否認曆史內在的結構和規律，倒是很容易導致開放社會的真正敵人——唯意誌論的產生。就曆史實例看，許多“烏托邦工程”的實踐，不正是因為忽視曆史的內在結構和規律而憑著某種主觀熱情或善良願望的盲幹胡來？況且，“漸進工程”也不一定就是開放社會的特征。如果沒有健全的製度文明作保障，社會批判精神難以萌生，“漸進工程”的曆史觀同樣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同樣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因為，如果認識不到曆史發展的總體趨勢和內在規律，一切都是無定性的，時時處在摸索之中，結果隻能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四、曆史的預測與曆史的意義問題
對波普爾的曆史哲學，人們頗多異議，尤其在我國學術界，大多將其當作主觀唯心主義的曆史觀來批判，主要是因為波普爾如下兩個觀點：曆史不能預測未來；曆史無意義。
曆史不能預測，這一觀點是波普爾曆史哲學的核心內容，因而也是我們在研究他的曆史思想時所不可回避的。
在《曆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的序言中，波普爾寫道：“我成功地對曆史決定論給予反駁：我已證明，由於純粹的邏輯理由，我們不可能預測曆史的未來進程。”接著，他將自己的“邏輯理由”概括為下麵幾點：1．人類曆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2．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3．所以我們不能預測人類曆史的未來進程。
這裏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隻是：波普爾是在什麼意義上反對曆史預測的。
相信曆史具有預測功能，在西方思想史上有著悠久的曆史。不論是中世紀的上帝史觀，還是近代的唯心史觀和機械論曆史觀，都是將曆史作超曆史的理解，進而從根本上否定了人在曆史活動中的創造性與主體性。由於曆史被神秘化，所以在許多思想家那裏，曆史是可以預測的：從過去可以理解現在，從現在可以預言未來。
波普爾是一位非決定論者，他隻相信社會進步是人類不斷修正錯誤和解決問題的結果，即“漸進工程”的產物。這其中包括人類自己的想象、批判、選擇和運氣以及其他非決定性的偶然因素。因此，人類應該對自己的曆史負責任。如果一切都是前定的，那麼人類既可能把自己以往的錯誤歸咎於實體化的“曆史”，從而回避錯誤，並可能繼續犯錯誤，同時又可能對未來采取守株待兔的消極態度，一切聽從曆史規律的必然性擺布。在這裏，人的主體性被完全湮滅，甚至連曆史決定論所宣稱的曆史規律亦不複存在。因為過分地對一個虛構的不變規律的強調並將其擺在上帝的位置上，實際上也就是對這種虛構的規律的邏輯否定。
在波普爾看來，人類曆史進程受到人類知識增長的影響，知識的增長即曆史的進步。但是，知識的增長是不可能預測的。如果我們能夠預測將來的知識，說明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這種知識，那麼它就不是將來的，而是現在的。如是，預測也就失去了意義。與此相應，人類曆史由於受知識增長的影響，因而也是不能預測的。波普爾認為，真正對曆史和未來負責的態度，就是很好地把握現在，充分認識世界III客體的前提價值，並始終抱著理性的批判精神看待現在的一切理論和政策。一項政策隻是一個假說，它必須加以檢驗，並和現實相比較，以便隨時修正。社會運行的合理步驟，是事先通過批判的考察，發現錯誤和潛在的問題，而不是消極地靜候它在實踐中暴露，從而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種理性的批判精神是開放社會的品格，是民主自由的體現。它所依賴的是人民的智慧與理性，而不是少數人的玄想和發號施令。相反，強調曆史預測的人，隻能把人類進步的希望寄托於少數人對整個社會的“計劃”或“控製”。因為在此種以整體主義思想為邏輯前提的曆史觀裏，人民是無所作為的，“曆史連續規律”被認為隻有少數幾個大腦方可認識，或者說，隻有少數幾個大腦才可以借助於“曆史連續規律”的學說，達到對整個社會的一統控製。這也就是波普爾將“漸進工程”作為民主社會的特征和將“烏托邦工程”作為極權社會特征的主要理論依據。
對於曆史是否具有預測功能這一問題，相對於傳統的曆史哲學，波普爾的思考的確不乏精到之處，尤其對於消除人們曆史視域的眼障，功不可沒。但是，我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應該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說，我們所反對的隻是那種類似於神學目的論的曆史預測理論，而不能據此否定曆史預測功能本身。既然承認曆史是人的作品，那麼人類的共性就決定著其所創造的曆史有著某種連續性和各個時代的相似性，憑著此種連續性和相似性，人們便可以通過過去認識現在，或通過現在和過去把握未來。雖然這種預測不可能準確，更不是像曆史決定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未來的道路是預成的。但是人類未來的大勢基本上是可以把握的。如果一切都是無定性的，未來全都是渺茫的，那麼不僅人生的意義會成問題，而且任何創造和建設都不可能。再者，曆史預測也並不意味著人的主體性的喪失，相反正是其主體性的體現。
波普爾反對曆史預測功能，主要理論依據是他認為曆史中不存在普遍規律。關於曆史規律與人在曆史中的主體性問題，是幾個世紀以來哲人們頗感困惑的難題。波普爾試圖通過高揚人的主體性而求得問題的解答，且開拓了一條前人不曾思考過的致思理路。但是從總體上看，其探索仍不甚成功。這裏的關鍵是：我們在看待曆史規律與人在曆史中的主體性的關係問題上，是否一定要將兩者視為水火不容。換句話說，我們肯定人在曆史活動中的主體性，是否就一定要以犧牲曆史規律為代價。如果曆史中沒有規律可循，那麼人們創造曆史豈不失去依憑，而且曆史也會變得不可認識。
下麵，我們再來分析波普爾“曆史無意義”的思想。
波普爾明確說過：“曆史沒有意義”，又說，“大部分人所說的那種曆史根本就不存在”。據此，許多論者批評他否認曆史的價值，甚至否認曆史的客觀存在。實際上，此種批評隻是望文生義，並未理解波普爾的原意。波普爾“曆史無意義”一語中的“曆史”並非指以往客觀存在的曆史，而隻是指曆史學家撰寫的曆史。
波普爾認為，曆史中的事實是無窮盡的，曆史學家不可能將萬般事實都寫上，而必須有所選擇。例如，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寫一部藝術史，或一部語言史，或一部飲食史，或一部傷寒病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曆史書中，沒有一部是人類的曆史。為了區分事實的曆史和見諸文字的曆史，波普爾用“是”與“關於”兩個詞作界定。即是說，我們所能見到的曆史是“關於”什麼的曆史，而不是“是”什麼的曆史。譬如歐洲史，曆史學家隻能寫出“關於”歐洲的曆史，而這種曆史並不能看作“是”歐洲的曆史。
但問題是，“關於”什麼的曆史不也是曆史嗎？雖然它不全麵，經過曆史學家的選擇，但多少還是反映了客觀曆史的真實，怎能說沒有意義呢？原來，在波普爾看來，出自曆史學家手下的曆史非但不全麵，且多是對曆史的歪曲。因為千百年來，曆史學家對藝術史、語言史之類的題材並不感興趣，主要興趣放在“政治權力的發展史”，並將其抬到世界史的高度，好像一部人類史僅此而已。波普爾是傾向人民史觀的，對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卻無好感，認為“政治權力的發展史，隻不過是國際犯罪和集體屠殺的曆史”。而教科書中的曆史就是這樣的曆史甚至將一些罪大惡極的罪犯頌揚為曆史的英雄。這樣的曆史當然是沒有意義的。他認為“一切現存的曆史，偉人的曆史和權力的曆史，充其量隻是一種膚淺的鬧劇而已”。
在波普爾看來，事實中的曆史是整個人類的曆史，“那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個人；他們的憂愁和歡樂，他們的痛苦和死亡，才是各時代的人所經曆的真正內容”。因之，從道理上說，曆史“務必是包含全人類的希望、鬥爭和災難的曆史。因為，沒有人是比其他人更重要的”。隻是這樣的曆史很難寫出來，因為人們寫曆史，“必定要抽象、省略，要有所選擇”。那麼，人們為什麼選擇政治權力的發展史，而不選擇其他方麵呢？照波普爾的理解，原因是權力的影響大，人們對權力大多有一種恐懼心理，而且擁有權力的人也希望將自己載入史冊，所以曆史學家大多是在皇帝、將軍、獨裁者的淫威之下來撰寫曆史的。這樣的曆史肯定是要失真的，有的甚至完全是一些騙人的文字，“是人偽造的曆史”。
更重要的是，波普爾看到，既然曆史隻是一部“政治權力的發展史”，那麼曆史學家在強權的淫威下撰寫曆史，必定是按照強者的邏輯而寫的。在這樣的曆史中，存在就是合理，似乎曆史發展到今天，每一步驟每一變革都是合邏輯、合目的地發展下來的。此種曆史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一方麵從理論上為現實辯護和為現實貼金，另一方麵消解人民對現實不合理現象的批判精神。它的教育功能隻是告訴人們，跟著曆史的步伐走，曆史將你帶到何處，你就跟到何處，而毋需懷疑這種實體化的“曆史”是否存在。這種按強者的邏輯所寫的曆史，正是波普爾所極力批判的曆史決定論中的東西。
波普爾“曆史無意義”的命題雖然是針對曆史著作而言的，而不是指客觀的曆史本身沒有意義，但實際上這一命題對客觀的曆史同樣地構成了傷害。後人了解前人的曆史，主要靠閱讀曆史書籍而獲知。如果曆史著作全無意義，那麼後人又如何可能了解前人的曆史呢？如果不能，那麼客觀曆史事實本身豈不也就對後人失去了價值？再者，曆史著作偏重於“政治權力的發展史”，且是在強權的淫威下寫成的，但這同樣不能說明曆史著作沒有意義。起碼它可以幫助後人了解權力的發展史，如果讀者自身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還可以從中獲得某種曆史智慧，從而有益於對現代政治的洞悉。何況，曆史學家所寫的曆史，也不僅僅隻有政治史。比如，希羅多德的《曆史》、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就不是以政治史為主題的。更為重要的是，按照波普爾世界III理論，曆史著作屬於世界III客體。如果曆史著作沒有意義，那麼他自己的世界III理論的價值豈不也就成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