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學筆記和曆史學筆記的整理出版，人們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以外，可以看到馬克思又一理論形象。這就是：馬克思晚年的研究興趣發生了明顯的變動，由西方轉到東方，由資本主義社會轉到前資本主義社會，並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從已見發表的讀書筆記看，馬克思晚年的探索是十分艱辛的。盡管他提出了俄國社會可以跨越“卡夫丁峽穀”的設想，但跨越的條件何在？跨越之後俄國社會又該怎樣發展？尤其是，俄國具有專製主義傳統，如果不經過資本主義文明的洗禮，而是直接由古老的社會形態進入社會主義，那麼又如何保障政治上的極權主義不會以一種新的形式複活？對於這樣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馬克思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馬克思是一位嚴謹的思想家，每當他覺得自己的思想不甚成熟時，他是不會輕易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之所以這樣，他才沒有發表給《祖國紀事》雜誌社和給查蘇利奇的信件。問題是，作為一代思想大師，馬克思在俄國的革命前途問題上究竟遇到了什麼樣的理論難題呢？為什麼早在他中青年時代所創立的世界曆史理論不能解答俄國問題呢？特別是，結合近一個世紀以來東方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我們從馬克思晚年的理論難題中，又該獲取一種什麼樣的曆史智慧呢？
難題之一：資本主義是否為每一個民族所必經的曆史階段
1861年的農奴製改革之後，資本主義在俄國迅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製度所固有的社會弊端也在這裏蔓延開來。在嚴峻的現實麵前，俄國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展開了有關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討論。1872年，《資本論》俄文版公開發表，俄國一些自稱為“馬克思的學生”的人依據《資本論》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是曆史的必然，也是俄國的未來前景所在。與此種觀點相反，另一些人認為俄國應當保留傳統的村社製度，並使其不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擊，從而在村社製度的基礎上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這兩種意見都被提到馬克思的麵前，需要他在理論上作出係統的回答。用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給馬克思的信中的話說：“要是您肯對我國農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種命運發表自己的觀點，要是您肯對那種認為由於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階段這種理論闡述自己的看法，那麼您會給我們多大的幫助啊！”
就當時的世界局勢而言，馬克思從主觀願望上是傾向於俄國勿需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一觀點的。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社的信中，他就明確表示：“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就會失去當時曆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製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又說：“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麵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懷抱以後，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麵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晚年看來，像俄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勿需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同樣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現代學者們所稱的“跨越卡夫丁峽穀”的設想。
可以看出，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傾向同他在中青年時代的世界曆史理論是不盡相同的。
按照他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西方資產階級由於它那冷酷的物質力量，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那麼它也就有力量用自己的文明體係來規範其他各民族的文明，從而“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我們知道，馬克思這一世界曆史理論的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探索時期，已經是一成熟的理論形態，且為當時各國無產階級革命者所掌握。而晚年的“跨越”設想，隻是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考慮到俄國社會的特殊性所作的新探索，而且是欠於成熟的探索。僅在資本主義是否為每一個民族所必經的曆史階段這一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上，至少有如下幾點是他很難作出圓滿解答的，特別是難於做到與自己中青年時代所創立的世界曆史理論保持一致。
第一，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之所以認為近代世界曆史的總趨勢是“東方從屬於西方”，其立論的根據是他的交往理論。在他看來，在古代世界交往不多的情況下，各民族可以自行發展，世界曆史所呈現的是多樣化的圖景，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各國交往的增多，曆史巨人勢必打破各民族的界限，並將各民族帶到一個總的發展秩序之中。因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曆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曆史”。這裏所論述的是曆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問題，或日“一”與“多”的關係問題。即是說，在各民族交往日益增多的近代社會，一個民族的發展隻能是“全世界的曆史”的一部分，並規範在它的總發展秩序之中，而不可能自成體係，另走一條路。這樣的話，則俄國就不可能跨越資本主義這道“卡夫丁峽穀”。反過來說，如果俄國可以“跨越”，那麼就說明馬克思本人中青年時代所形成的交往理論是有待修正的。
第二，按照馬克思中青年時代的世界曆史理論，既然非歐民族不可能自我新生，非經資本主義文明洗禮而不可，那麼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侵略也就帶有某種曆史的進步意義。正如他在50年代就印度的曆史所指出的那樣：“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又說：“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麼，英國不管是幹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但是，按照馬克思晚年的“跨越”設想，那麼對西方殖民者在東方的侵略，就沒有肯定其進步意義的必要。因為，如果東方各民族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西方殖民者在東方之所為就純係強盜行為，毫無進步意義之可言，其“破壞”與“建設”都隻能給東方社會帶來災難。這樣的話，馬克思上述評價的意義也就成了問題。
第三，馬克思的終生使命是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他之所以在中青年時代認為資本主義在東方的發展是一種曆史進步，就在於他認為，人類的解放是一項全球性的事業，而不僅僅是西歐無產階級的事情。他當時的設想是：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取得勝利，然後再將革命的火種播到東方，而東方革命的前提便是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和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所以他說：“共產主義隻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時發生的行為才有可能是經驗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又說：“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然而，他在晚年對俄國問題的思考，則明顯地與此不同。在這時，他已充分認識到資本主義並非脆弱，也不是馬上就會壽終正寢的，而且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並非樂觀，所以他開始把革命的希望放在東方，這也就是他晚年花大力氣研究俄國社會的主要動因。但問題是，既然人類的解放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事業，且以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生產力落後的俄國怎麼可能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前進入共產主義呢？更為重要的是，即使俄國進入了共產主義，這種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又如何避免被資本主義勢力所吞噬的可能呢？最耐人尋味的還在於，一個多世紀以後俄國社會乃至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正是由於交往的擴大而返歸資本主義陣營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