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題之二：東方民族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如何可能
大約從70年代初開始，馬克思就全身心地投入東方社會尤其是俄國社會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解答“跨越卡夫丁峽穀”如何可能的問題。為此他閱讀了大量的文獻，並以極大的毅力寫下大量的讀書筆記，其理論成果(盡管是不甚成熟的)主要反映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社的信和給查蘇利奇的複信及幾份複信草稿中。從這些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關於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思考既是慎重的，同時又處在理論的困惑之中。
馬克思晚年設想俄國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其中最主要的理論根據在於對農村公社兩重性的剖析。他把農村公社當作“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喻之為“下金蛋的母雞”，認為“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複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製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
農村公社是古代社會的產物。按照馬克思中青年時代的看法，這種古老的東西必將在近代世界曆史的大潮中被解體，並讓位給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文中，馬克思認為，英國在印度破壞“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具有曆史的進步意義，並為曆史的“內在規律”所決定。正因為這樣，他才不同意當時俄國普遍流行的“村社社會主義”思想，並明確指出：“對於這種共產主義的黃金國，我從來不抱樂觀的看法。”然而晚年的馬克思則明顯地轉為讚同俄國的“村社社會主義”思想，並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村社理論給予了肯定性的評價，其“跨越”設想亦與俄國民粹派的“村社社會主義”理論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之處。
誠然，馬克思傾向於俄國民粹派的“村社社會主義”，但理論思維卻是俄國民粹派所不及的。主要區別是：民粹派隻看到農村公社的集體主義性質，卻不曾從理論上論證它的曆史命運。而在馬克思這裏，問題不在於農村公社與未來共產主義的相似性，而在於如何從理論上論證從村社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確切說，必須弄清楚在資本主義文明大潮的衝擊下，農村公社是否有可能生存下來並成為俄國未來發展的社會基礎。對此，馬克思從農村公社的兩重性著手，認為農村公社既然公有製和私有製並存，就說明它的前途也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它所包括的私有製因素戰勝集體所有製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曆史環境”。在馬克思當時看來，俄國農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因素戰勝私有製因素的有利條件是：“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有助於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
可以看出，馬克思所列舉的這些條件，就一個民族從前資本主義社會跨越到共產主義社會而言，畢竟不是根本性的，而且有些理論問題亦有待進一步論證。
第一，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雖然適合大規模地使用機器，但是這裏最根本的條件必須是首先打破農村公社的小封閉格局和擁有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所必要的物質手段。農村公社從本質上說是一種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社會單位，從其內部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亦無法擁有大生產的物質手段(即機器)。也就是說，要想在俄國的土地上大規模地使用機器生產，首先就必須使公社解體，而不是保留公社。
第二，農村公社的經濟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男耕女織，自給自足，雖有勞動組合，便畢竟隻是偶然的經濟行為，隻能看作是小土地經營的補充。而且，這種勞動組合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的勞動形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不可能作為過渡到後者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公社的小農民眼光狹窄，所關心的隻是自己小塊土地的豐歉，對於超出村社或自己小家庭以外的事情漠不關心。關於這一點，馬克思自己也是有深刻認識的。他在50年代論述印度的農村公社時就曾說過：“我們不應該忘記那種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在《資本論》中亦有類似的論述。很顯然，村社農民的精神狀態同共產主義社會“全麵發展的人”的精神狀態，相距是何等的遙遠。而且，按照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所言，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產能力隻是在狹窄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要實現“建立在個人全麵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作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共產主義社會，就必須經過一個中間環節，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第三，馬克思認為，“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明顯地帶有幾許浪漫的思想成分。文中的“俄國社會”究竟何指，馬克思沒有具體的說明，但從文義可以推斷，所指當是俄國社會的有產階級。但是，在當時的俄國，有產階級非但不可能保護農村公社，而且還百般地侵奪公社和瓦解公社。而這一點，也是馬克思所認識到的，他將其概括為“受國家勒索的壓製，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剝削和高利貸者從內部的破壞”。有產階級同共產主義事業是根本對立的，怎麼可能指望他們的墊款來實現過渡呢！他們雖然靠農民維持生存，但對於農民的革命事業，卻是堅決反對的，更不可能拿出錢來幫助農民向共產主義過渡。
除對農村公社的兩重性剖析之外，馬克思認為，俄國社會之所以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曆史階段，還在於它與西方資本主義處於同時代，完全可以“把資本主義製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這裏所稱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指的當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即科學技術，而不包括精神文明與製度文明。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則是馬克思極力批判的對象，他是不可能認為要將這些東西運用到俄國社會來的。但問題是，資本主義文明決非僅僅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發達和物質手段的先進，如果沒有相應的製度文明的保障和精神文明的支撐，物質文明是不可能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物質文明與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成係統的，是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因之，其他民族對其“肯定的成就”的吸取，也隻能是全方位的和整體性的，不可能吸取物質文明而將製度文明與精神文明拋到一邊。而這一點，原本也是馬克思社會曆史理論中的題中之義。早在《共產黨宣言》裏，馬克思就曾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而且，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亦足可說明，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物質文明、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係。盡管在這裏，生產力與經濟基礎是第一位的，但卻不能離開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而言之。也就是說，隻要俄國不是閉關自守，那麼它在吸取西方物質文明的肯定成就時，資本主義的製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可避免地要滲透進來。如果這樣，那麼俄國社會能否做到真正的“跨越”也就成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