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反觀東方世界所走過來的百年之路，會驚奇地發現，這一個世紀裏，東方各民族的曆史大多帶有戲劇性，帶有神話般的離奇色彩。在這片原本沉寂而又落後的土地上，人們突然跳躍起來，抖落數千年的封塵，喊著口號，唱著戰歌，揮動手中的筆杆和槍杆，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曆史悲喜劇。先是俄國後是中國，借助馬克思所鍛造的思想武器，竟然幹出了連馬克思本人也不曾設想清楚的大事業，分別在自己落後而又陳腐的國家，建立起在口號上更優越於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然而大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汗水與淚水同灑，正劇與鬧劇連台。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中國60年代的文化革命，無不寫下了令今天的曆史學家最難下筆的幾頁。最令人深思的還在於，經過七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之後，曾一度被社會主義國家奉為楷模和尊為家長的蘇聯，竟在一夜之間變色，由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轉而投入資本主義世界。中國雖不曾有過類似的曆史變動，但半個世紀的發展亦充分說明，如果再以意識形態的畫餅充塞肚腹，其結果必是距世界曆史的大潮越來越遠。
本世紀的東方世界，社會主義在空間上占據絕對優勢，絕大部分的亞細亞人和半亞細亞人都曾聚集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所謂“東西方的對立”，實則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也就是說，在亞細亞的土地上，資本主義很長時期內一直處在弱勢，不足以與社會主義國家分庭抗禮。然而近二十幾年的發展，資本主義勢力由弱變強，並奇跡般地趕上了西方國家的發展水平。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東方社會格局，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在社會發展問題上的曆史觀和是非觀。尤其是，人們還不難發現，韓國和朝鮮，港台和中國大陸，都是一樣的國民性，擁有一樣的文化傳統，隻因製度和主義的不同，社會經濟才呈現為兩種發展水平。
這樣，我們在思考東方社會發展道路時，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如下問題。
第一，社會主義思潮興起於西方，為什麼沒有在西方實現，反倒在落後愚昧的東方找到了生長的土壤？按照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所表述的世界曆史理論，社會主義隻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起來之後才有實現的可能。然而像俄國與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卻是躍過了資本主義這一環節，直接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進入社會主義。這其中究竟是人為的因素在起作用，還是具有某種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說，社會主義作為從理論上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同古老的東方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是否具有某種傳承關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又如何體現？
第二，按照馬克思當年的設想，由於社會基本矛盾無法解決，資本主義隻有滅亡的命運，而沒有自我更新的可能。他甚至預言，資本主義的最後完蛋很可能就是1875年秋天的事情。馬克思作古已經一百十多年。然而世界曆史並沒有按照他當年設計的藍圖而發展。相反，這一個多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盡管矛盾重重，問題眾多，甚至還出現兩次世界性的大戰，但就目前的情況看，並沒有壽終正寢的跡象。哈貝馬斯將現在的西方世界稱作“晚期資本主義”，也隻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家之言。尤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世界的發展似乎越來越穩定，越來越理性化。相比之下，像俄國和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雖然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公有製的優越，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建設上，成就卻是相當有限的，至少距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有著很長的一段距離。這不能不使人們深思，馬克思當年構想的世界曆史理論以及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是否完全正確？如果馬克思沒有錯，為什麼本世紀的東西方曆史與他的預言完全兩樣？
第三，社會主義的理論付諸實踐，首先既不在西歐，也不在東方其他民族，而是在馬克思稱之為“半亞細亞”的俄國。即是說，社會主義首先在俄國實現，究竟有無某種必然性？或者說，俄國究竟具備了哪些條件而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實現？在西方人眼裏，俄國屬於東方世界，其社會結構和文化麵貌均帶有東方色彩，而且，俄國的社會發展，很長時期內是緩慢的，隻是到了19世紀，由於西方文明的侵蝕，才有了質的飛躍，換言之，俄國社會在其近代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經過像西歐社會那樣的理性化過程。理性化過程的意義並非主要體現於反封建反神權，重要的是它將培養人們在看待社會曆史問題時擁有一種正確的思維方式，而不至於盲從或僅僅被熱情所左右。19世紀的俄國，湧現出大量的詩人、作家、空想家，而很少有人認真研究過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就很能說明此種道理。另需注意的情況是，俄國人信仰東正教、十分看重人生的終極關懷。也就是說，在俄國人的文化裏，實際上既有東方式的傳統，又有西方式的傳統，確切說是具有東方式的社會結構和西方式的宗教信仰。這樣一種文化構成與社會主義最早在這裏實現，究竟有無必然聯係，實在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第四，就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不久，一部分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隨即接受馬克思主義，由西化的鼓吹者轉為俄化的宣傳者，並腳踏實地按照蘇聯的社會模式改造中國。時代主題的變換，不僅喚起千百萬工農群眾走上革命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曆史發展方向。試設想，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或者說不是這兩大世界曆史事件偶然地湊在一起，中國的社會發展之路，恐怕很難說就是它後來所呈現的那樣。從鴉片戰爭一直到新文化運動，曆史的發展之路即西化之路。先是器物的西化，其次是製度的西化，最後是倫理道德乃至社會心理的西化。對於具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中華民族來說，如此漸進地與世界曆史大潮合流，應該說是十分正常的，也是明智的。然而，歐風美雨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麵貌，真正具有衝擊力的是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這裏的問題是，當初中國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由西化轉為俄化，究竟是出於曆史的思考，還是出於道義的衝動？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最緊迫的是如何請來德賽二先生，從而發展經濟推進民主，以便徹底告別貧窮落後與封建壓迫。這樣，進一步的問題便是，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並開出花朵結出果子，所依賴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礎？或者說，社會主義與傳統的中國文化究竟有一種什麼樣的內在聯係？李澤厚說，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曆史的主題變換，乃是因為“救亡壓倒啟蒙”，此種解釋或許沒有觸到問題的根本。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斷言，如果沒有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國人民就一定會淪為亡國奴。
第五，按馬克思當年的設想，社會主義是一種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諸方麵均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而且馬克思過世之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發動工農群眾走上革命道路時，也都是這麼說的。然而大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有別於西方社會製度的東方各國，社會發展並沒有達到馬克思所預期的水平。在這些國家人們熱衷的是政治鬥爭，看重的是意識形態的優越感，對於馬克思所說的同時也是社會主義所應有的“物質生活水平極大的提高”卻不曾很好地重視過，甚至不曾思考過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麵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麼？所以，教育、科技乃至人文傳統，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貶抑，甚至當作反麵的東西予以踐踏。隻是在近十幾年，由於國門的重新打開以及看到與另一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政府才開始正視事實的嚴峻。對外開放，發展經濟，主張向西方人學技術學管理。其思路其做法，很容易使國人回想起百年前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所主張的強國之道。也就是說，這幾十年來，我們耽誤太多失去太多，而今許多方麵必須補課，甚至必須從頭做起。尋找其中的原因，誠然可以用“失誤”兩字敷衍。但問題是，這諸多失誤是否可以避免？如果可以避免的話，為什麼又屢屢失誤？如果不可避免的話，那麼又如何解釋它的內在原因？以及如何給大半個世紀的東方曆史一個肯定性的評價？
曆史的發展常常會突破人們為它設定的框廓，但同時又在一定的理論的規範之下。曆史是人的曆史，而人有思想有意誌有熱情。曆史的前進，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渴求。但是，人們創造曆史，並非沙中建樓，而必須立足於傳統的土壤上，或日借助於傳統。這樣一種關係，既可以理解為人們在曆史創造行為中離不開傳統的資源，如物質手段、知識水平、思想傳統等等，又可以理解為人們在營造未來社會時必須對傳統予以解釋，從而在傳統與現實乃至未來之間建立一種傳承關係。因之，如何理解傳統，對於如何看待現實和營造未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馬克思所言，猴體解剖對於人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傳統對於營造未來的意義，一個世紀以來的東方革命者無疑是認識到了的，所以有“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爭，有關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論戰，有所謂奴隸製與奴隸製問題的討論。然而問題的症結亦出在這裏，就是說，我們雖然試圖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為現實和未來定位，並且做了大量的學術和理論工作，但由於對曆史認識欠於理性思維，以致對現實與未來的定位也就難免不出差錯。或者更準確地說，大半個世紀以來，東方社會諸多曲折諸多失誤，很大程度上就在於我們對東方社會的傳統缺乏理性的認識。因之，我們今天研究東方社會，不論是研究它的曆史還是它的現實與未來，都必須重新看待我們自己原來對東方社會的認識，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偏頗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樣，我們對於前文所提出來的有待回答的問題，或許能夠找到一些答案。
一、怎樣理解人類曆史的一元與多元
這是一個老話題，也是一個常新的話題。就中國知識界而言，從本世紀初一直到今天，所有關係到民族命運與民族文化再造的討論，實際上所圍繞的都是這個話題。所謂國粹論，西化論，中體西用論，西體中用論，諸多文化主張之所以迥然相異，根本原因便是人們在看待人類曆史的一元與多元問題上，持有各種不同的觀點。
中國人思考曆史問題，原本是欠於哲學思維的，很長一段時期裏隻是停留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認識水平上，對於曆史怎樣發展或該怎樣發展，一直是欠於考慮的。隻是到了上一個世紀末，由於民族危難和西方思想的傳入，才開始在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頭腦裏有了一些人雲亦雲的曆史哲學思想。
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曆史哲學是達爾文的進化史觀，或者說是斯賓塞等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此種曆史觀基於生物進化論，視社會曆史為生物有機體，認為人類作為生物的一種，其發展亦必嚴格遵循生物進化規律。不管是白種人、黑種人還是黃種人，莫不如是。這是一種典型的極端化的一元論的曆史觀，其源頭既可推溯到近代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還可推溯到中世紀的基督教思想和古代希臘哲學。在此種曆史觀看來，人類曆史有著預定的目標和軌道，有著共同的發展步驟。各民族文化不管麵貌如何相異，都要按照這一共同的步驟而從事曆史實踐。本世紀中國知識界的西化論者，所持有的就是這樣一種曆史觀。
此種曆史觀的盛行以及向東方世界的傳播，實際上隱含的是這樣一種思維前提：西方先進東方落後。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就是這種曆史觀的經典文本。可以說，近幾百年西方人對東方人的貶視以及他們自己那份歐洲中心主義優越感，就是出於這樣的一種曆史觀。對於東方人來說，接受這種曆史觀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們必須承受著沉重的心理負擔，甚至麵臨著理論上的兩難處境。這就是：一方麵，接受這種曆史觀實際上也就是認可西方列強對東方侵略的事實為合理，或者說承認東方國家遭受西方人的各種淩辱為不可避免；另一方麵，出於民族主義情感，他們內心裏對西方文化又有一種抗拒的本能，其西化的主旨亦在於貫徹先賢魏源的格訓：“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從這層意義上說，西化論者與國粹論者實際上有著一種共同的文化心理，即民族本位主義。
就在國粹派與西化派的爭論最為熱鬧的時候，中國思想界出現了第三種聲音。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從俄國理論界接受過來的社會曆史理論。馬克思既受惠於黑格爾，亦得益於達爾文。但是他的曆史觀與黑格爾的唯心史觀和達爾文的進化史觀又是有區別的。因為他不僅強調曆史進步的規律性，同時亦看重人的主體性在曆史中的作用。然而，由於19世紀實證主義曆史哲學的流行，馬克思的曆史理論不可避免地被各國革命者作了實證主義的處理。俄國人所理解的馬克思，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經被實證主義化了的馬克思。中國人從俄國人手裏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其理解的偏差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借助馬克思主義研究古代中國的曆史，在中國學者裏首推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被認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在今天看來，郭沫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是欠於理性的，其結論更是有待重新討論。他按照蘇聯理論界的做法，並在誤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基礎上，將一部中國曆史機械的劃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幾個階段，以便與其他民族的曆史求得同一，並以此證明馬克思主義適應於中國的曆史必然性。自此之後，這樣一種曆史模式也就一直沿襲下來。盡管學者們曾幾次就曆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諸問題展開過大規模的討論，但討論的內容都隻是一些枝枝節節的東西，而不曾對此種曆史模式有過半點疑問。即便今日，曆史教科書也還是這種模式。
按照蘇聯的理論模式理解中國曆史，一是抹煞了中國曆史的特殊性，二是把中國曆史中本來沒有的東西人為地塞了進來。比如奴隸社會。實際上中國曆史幾千年哪裏有一個奴隸社會，哪裏需要在所謂奴隸製社會與封建社會之間去作什麼曆史分期。又如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製隻是相對於郡縣製而言的，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言的封建製。而且馬克思本人也曾多次指出，東方的一些民族是沒有經過封建化過程的。再如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為了套用五種生產方式說，蘇聯也好中國也好，學者們都把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當作資本主義社會，似乎有了這麼一個發展階段，再來搞社會主義，就不會與五種生產方式說的曆史模式發生衝突。事實上，19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初，俄中兩國的資本主義才剛剛起步，怎麼能把它當作完成式的社會形態呢？理論的機械化與模式化隻能給愚人以方便，一旦人們往曆史的深處思考，便會發現它的淺薄與荒唐，同時也會帶來思想上的混亂。可以說，這些年來，我們的理論界在許多問題上之所以陷於困境，機械的一元論的曆史觀難辭其咎。
近幾年，由於一元論曆史觀的弊端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更由於這幾年世界局勢出乎意料的變動，許多學者遂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即過於看重多元論曆史觀，看重民族特色。新儒家思潮，國學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乃至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都可看作這種曆史觀在思想文化界的體現。如果說，一元論的曆史觀曾經將我們引上思想的歧略，那麼新近盛行的多元論的曆史觀同樣會混淆視聽，同樣有可能成為民族的未來發展的思想障礙。
問題是，既然一元論的曆史觀和多元論的曆史觀均不能成為審察人類曆史進程的理論前提，且有礙於社會的健康發展，那麼一種什麼樣的曆史觀是可取的呢？
我的看法是，人類曆史既是多元的，又是一元的，確切說是兩者的辯證統一。相應的，我們既不能固執於一元論，也不能固執於多元論，而必須依照人類曆史發展的實際給予理性的理論概括。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對東方社會的過去與未來，予以清醒的認識。
按照我的理解，人類的原始時代，曆史是一元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曆史是多元的；而一旦資本主義文明確立起來並向全世界擴散開去，又回到一元。這是一個正反合的過程，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從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新的飛躍，所完成的是一個曆史邏輯的圓圈。
原始時代的人類，既有個性，也有共性，但兩相比較，共性更為重要，更為明顯。他們各依自己的生活環境，直接攝取自然物以解決基本的生活問題，沿海河的原始人，食物大多為魚類，山區的原始人，食物為野果或動物。由於獲取的食物不同，最早的工具也就有所不同，捕魚用魚叉，捕捉動物則用弓箭之類的武器。這是原始文化的個性。但是，這種個性在原始人的文化裏，並不占主導位置，而且尚可作共性看待。因為所有山區的原始人，不管是亞洲的、歐洲的、美洲的、澳洲的，他們獲取食物的品類乃至工具，基本上大同小異。沿海河的原始人，情況亦複如是。所以我們從今日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發現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曾使用過石器，都曾有過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後來又曾有過一段用金屬器取代石器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