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十一章 關於東方社會道路問題的一些想法(2 / 3)

然而,人類一旦走出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文化的多樣性隨即凸現出來,而共性不再顯得重要。這其中的原因是:

第一,原始人知識單純,其對自然萬物的認識通靈直透,盡管不甚真切,但卻沒有多少曲折,更少理論糾纏。文明人則不然,他們不僅需要認識自然,更需要認識社會,認識人生。即是說,文明人需要麵對自然、社會、人生三個世界,而原始人隻需麵對自然一個世界。麵對三個世界的文明人,必須創立起三種文化係統,或日三種智慧。三種智慧意味著人們文化創造行為的三方麵投入。投入的多寡和怎樣投入,直接決定著文明人所創造的曆史呈現出明顯的差異。第二,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亦始終受著自然環境的製約。原始人創造活動不多,主要依賴於自然界。而文明人則有所不同,他們不僅依賴自然,同時又能在自然世界之外,創造出一個人化世界。人化世界既得自於人們的創造性思維,同時又必須依賴於自然條件。再者,自然條件的不同亦可間接地導致人們的創造性思維的不同。這樣,生活於不同的自然環境中的文明人所創造的人化世界也就不同。

第三,社會和人生這兩個世界完全是人類自己的事情,是他們走出原始社會之後,麵對財富和權力的誘惑和由之而引起的人際爭鬥,以及由爭鬥而引起的靈魂不安,而創造出來的新的文化成果。其內容雖十分廣泛,但不外宗教、倫理、政治、經濟諸端。社會人生問題是人類共同的問題,照道理,這兩個世界的曆史圖景也應該是基本同一的。但是,由於各民族文明起源的條件不一和方式不一,決定著他們在這兩個世界所創造的曆史也就有所不同。

由於上述三方麵原因,人類一踏入文明社會的門檻,其所創造的曆史隨即呈現為多姿多彩的圖景,曆史的多元性壓倒了一元性,民族性壓倒了世界性。

但是,曆史多元性的凸顯,在文明社會是有時空限製的。多元性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各民族的曆史是在相對封閉的格局裏得以創造和延續的。一旦封閉的格局被打破,尤其當整個世界文明連為一體時,曆史的多元性勢必發展為一元性。在此種形勢下,各民族不可能再固守自己的曆史個性。先進的民族通過各種方式將自己的文化體係推向全世界,落後的民族亦勢必接納先進文化,或者借助先進文化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使之歸入世界文化一體化的洪流中。近幾百年的世界曆史,從整體上看,就是朝著這樣一個大方向行進的。

二、怎樣理解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

研究東方社會道路問題,不能不研究馬克思。這不僅因為馬克思的論著廣泛涉及到對東方曆史的看法,可以作為我們深入研究的理論指南,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的學說改變了東方的曆史麵貌。盡管很難說東方各國的革命者所遵循的就一定是馬克思的理論,但他們畢竟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從事社會改造的,其武裝鬥爭的勝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時下學術界的某些人對馬克思不再感興趣,甚至寫文章亦不願引用馬克思的有關言論。實際上,這是一種十分淺薄的做法。作為思想家,作為曆史的創造者,馬克思的形象是偉岸的,是不可輕易繞過去的,除非我們可以把本世紀的人類曆史從記憶中抹去。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本世紀的世界曆史也就是馬克思寫下的曆史,尤其對於東方世界來說,情況更是這樣。

但是,我們對於馬克思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研究目的,卻是有待改進的。許多人現在之所以對馬克思不感興趣,並非對馬克思本人有什麼不好的看法,而是反感甚或厭棄以往對待馬克思的教條主義態度和做法。這也可以說是對以往那種極端做法的反彈。馬克思是思想家,是一位憑著自己的熱情和思考試圖改寫人類曆史的人,同時也是人類曆史的產兒。他代表時代的先進思想,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局限。因之,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將其思想放在人類思想史上來考察,看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他沒有能夠解決好的。

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主要體現於兩方麵內涵,一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二是關於東方民族發展前途的思考。

先說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馬克思曾寫下這樣一段話:“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階段。”在此前後,他又在其他論著裏提到“東方的”、“印度的”等術語。但是,馬克思終其一生並沒有給“亞細亞生產方式”下過定義,也沒有明確地指出這種生產方式在社會發展序列中占據何種位置。所以在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逝世之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亦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學術難題,人稱社會科學的“哥德巴赫猜想”。許多著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曆史學家、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參加了論爭,論著迭出,觀點紛呈。

“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廣泛興趣,最早的動因便是基於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思考,而且直接同東方的專製主義傳統和土地國有製聯係在一起。從現在能夠讀到的文獻看,第一位思考“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是普列漢諾夫,其目的便是弄清楚俄國革命成功之後該采取一種什麼樣的土地所有製問題。1906年4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的主要議題就是討論俄國的土地革命問題。會上,列寧主張土地國有製,即推翻沙皇之後,無償地沒收地主土地歸國家所有,然後再分配給農民使用。列寧的發言遭到普列漢諾夫的批駁。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是一個具有專製主義傳統的國家,曆代沙皇的專製統治所依靠的經濟基礎就是土地國有製。如果革命成功之後,不從根本上砸碎舊的土地國有製的經濟鎖鏈,就難以保障專製政治不在俄國再次出現,他稱之為“亞細亞複辟”。這次大會以後,普列漢諾夫為了從理論上加深對土地國有製同專製主義政治之關係的理解,認真地研究了馬克思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的內函問題,並在第二年寫成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後來普列漢諾夫不同意列寧的“一國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的提法,乃至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仍然堅持認為革命的條件尚未成熟,都是出於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的思考。20年代蘇聯理論界結合國內的官僚主義現象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所展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其思路大體上仍然是普列漢諾夫的,馬紮亞爾和瓦爾加等人的觀點均可看作是普列漢諾夫的觀點的延續和衍伸。

就我們今天的認識,普列漢諾夫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思考以及關於“亞細亞複辟”的憂慮,無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亦值得重新評價。然而,由於30年代蘇聯黨內不健全的政治生活,遂使真正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成了一個“禁食的蘋果”,且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將其欽定在五種生產方式的曆史模式中。自此之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看起來似乎熱熱鬧鬧,“百家爭鳴”,實際上都是一些不著邊際的無聊的爭吵。蘇聯理論界是這樣,中國的理論界也是這樣。什麼“原始社會說”、“過渡形態說”、“奴隸社會說”、“封建社會說”等等,沒有一種觀點切到問題的實際。時至今日,許多研究者仍然熱衷於依照過去的那套模式研究這一課題,仍然在做著緣木求魚的事情,想起來也真是我們的學術和學者們的悲劇。“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如果不從馬克思的整個世界曆史理論著手,不聯係東方社會的曆史傳統,不看看這麼多年來東方民族所走過來的路途,一切研究都是無意義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理論考察對象本身沒有意義。馬克思思考東方問題,核心概念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對東方民族發展道路的構想,也是立足於這一概念之內涵的。而且,我們今天考察東方世界在馬克思逝世之後的百年之路,也隻有將其同“亞細亞生產方式”聯係起來,許多問題才會看得更為清楚。我們應該做的隻是,跳出原有的曆史模式,既直麵東方的曆史與現實,又理性地深入馬克思的有關論述之中。隻有這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凸現。至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馬克思在不同的時期又是怎樣表述的?我在《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一書中已有詳細的說明,這裏不擬複述,隻是就自己所理解的,略陳大意如下。

對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馬克思是一位曆史的多元論者。他把自原始社會之後直到資本主義的興起這段曆史統稱為“古代世界”,其所有製為“自然產生的所有製形式”或“原始所有製”(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原始社會公有製)。“原始所有製”包括三種類型,在《德意誌意識形態》裏,他表述為“部落所有製”、“古代公社所有製”和“封建的所有製”;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裏,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裏則表述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在他看來,三種所有製並不是前後相繼的關係,而是並列的關係,各自的曆史命運是:古代的所有製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死去,日耳曼的所有製被近代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所取代,而亞細亞的所有製“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資本主義興起之後並向東方世界擴散,所要消滅的也就是這種所有製形式。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人類進入近代社會之後,東西方的對立亦即亞細亞形態的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立,其結果必定是前者的解體和後者的勝利。

下麵,我們再談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另一內涵,即他對東方民族發展前途的思考。

這一方麵的內容同“亞細亞生產方式”本是不可分割的。按照馬克思中青年時代的世界曆史理論,西方資產階級由於用它那冷酷的物質力量,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那麼它也就有力量用自己的文明體係來規範其他各民族的文明,用他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說:“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這是一股強大的世界曆史性的洪流。在這一洪流的衝擊下,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再保持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都免不了要受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支配,同時也挽救不了其古老的社會形態被資本主義吞噬的命運。而且,在馬克思看來,這一世界曆史運動是進步的,是整個人類邁向共產主義必不可少的環節。因之,對於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所作所為,他一方麵給予道義上的譴責,另一方麵又指出其曆史的進步意義。他的總看法是: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不能完成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亞洲的“革命”,隻有通過資本主義血與火的洗禮才有可能。

按照這樣一種曆史理論,東方社會在通往共產主義的征途上事實上要經過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接受資本主義文明的洗禮,並讓資本主義在東方世界發展起來;第二階段是待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起來之後再舉行社會革命,從而在東方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由於將東方的發展道路設想為比較漫長,所以馬克思認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勢必首先在西方世界打響第一槍,待西方革命成功之後,東方世界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然而巴黎公社革命之後,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轉入低潮,使馬克思感到在他的有生之年很可能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方的勝利。於是他把目光投向東方,希望“半亞細亞”的俄國能夠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在古老的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為此,他學習了俄語,花大力氣研究俄國材料,希望能夠在農村公社與共產主義之間找到結合點。可惜天不假年,在他尚未建立起新的世界曆史理論時,便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馬克思晚年的探索及其俄國跨越“卡夫丁峽穀”的設想,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史上無疑是一件大事,尤其對於我們重新認識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既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思想遺產,又留下了許多理論難題。特別是,當我們將其晚年的思想同一個世紀以來東方社會所走過來的曆史道路結合起來考慮時,更覺得意味深長。這就是:

(一)馬克思中青年時代的世界曆史理論是一成熟的理論形態,如果他的晚年設想更為可取的話,那麼又如何評價他在中青年時代的理論建樹?

(二)馬克思的晚年探索不大為人所知,當時或爾後各國革命者在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時,其理論藍本乃是馬克思中青年時代所創立的。事實上,馬克思晚年自己修正了他在中青年時代的曆史理論。這樣的話,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理論宣傳和實際鬥爭之意義豈不有待重新認識?

(三)列寧“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在不知曉馬克思晚年探索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如果說這一思想與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穀”的設想是相合的,那麼他為什麼又認為俄國已經經過了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如果不相合,他的這一思想的提出,是不是像普列漢諾夫所批評的那樣,過於性急了呢?

(四)馬克思晚年的設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俄國民粹派的思想成果,而俄國民粹派的“村社社會主義”一直是受到批判的。也就是說,我們重視馬克思晚年的設想,是不是該給民粹派一個重新評價?

(五)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在東方世界發展的意義,就在於它可以洗蕩這裏古老的生產方式以及相關的專製主義傳統。如果不經過資本主義這一環節,東方世界古老社會形態裏麵的一些落後的東西又如何可能消除呢?如果不能消除,革命後的新社會又怎麼能夠體現它的先進性?

(六)十月革命以後,蘇聯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此種狀態同“跨越”有無聯係?是不是正像普列漢諾夫所預言的那樣,為“亞細亞的複辟”?再者,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是否意味著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是不能“跨越”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如何看待近百年東方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曆史意義呢?

三、怎樣研究東方社會道路問題

毋庸諱言,本世紀的東方社會是走了彎路和歧路的。之所以這樣,一是由於東方社會問題之複雜,民族問題與社會發展問題交織在一起;二是由於我們對東方的曆史欠於理性的認識,受縛於某種固定的曆史模式。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再來研究東方社會,首先必須要做到的就是脫離這種教條主義的曆史模式,以一種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從事研究實踐。

那麼,怎樣才能擁有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呢?在我看來,主要是在研究過程中處理好如下幾種關係:一,東方曆史的特殊性與世界曆史的普遍性之關係;二,各民族曆史的特殊性與東方社會的普遍性之關係;三,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與非馬克思主義東方社會理論之關係;四,經濟史觀與文化史觀之關係。具體論列如下:

(一)東方曆史的特殊性與世界曆史的普遍性之關係

這一問題同上文所說到的“一元”與“多元”的問題緊密相聯,但又不盡相同。“一元”與“多元”之關係,主要是從理論上把握人類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這裏所說的則主要是,相對於世界曆史的共性,東方各民族的曆史個性。

不可否定,對於東方曆史的特殊性的認識,一個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在這方麵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如新文化運動前後,所謂“動的文明”與“靜的文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思考便是這樣的一種工作。即便30年代以後,曆史思考被框定在教條主義的模式裏,人們還是試圖給東方曆史一種特殊性的說明,如“東方奴隸製”、“家族奴隸製”等等說法。然而,如果從一種曆史哲學的高度來審視我們以往在這一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則不難發現其膚淺和荒謬。這就是:第一,以往研究東方曆史的特殊性,隻是就西方曆史而言的,以西方文明為參照係,而不是將其放在整個人類曆史進程中來考察。也就是說,在研究者的眼裏,東方文明的優劣高下,評判的尺度乃是西方文明。正因為這樣,所以長期以來很難給東方曆史以一種理性的說明,總是在一種或褒或貶的心態裏看待東方文明。第二,由於教條主義的曆史模式,把一部東方各民族的曆史弄得麵目全非。從實質上看,此種曆史模式同樣是以西方曆史為世界曆史主線的,同樣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翻版,似乎西方曆史上有的,東方曆史也一定要有。所謂“東方奴隸製”、“家族奴隸製”、“東方封建製”、東方社會的“資本主義萌芽”雲雲,都是此種翻版的“歐洲中心主義”所結下的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