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自漢以後，垂足的習慣逐漸增加，南北朝開始有高形坐具，唐代出現了高形桌椅和高屏風。這些新家具經五代到宋而定型化，並以屏風為背景布置廳堂，同時房屋的空間加大，窗可啟動，增加室內采光和內外空間的流通。從宋代起，室內布局及其藝術形象發生了重要變化。自明到清初，官僚貴族的家具造型簡潔優美，並將房屋結構、裝修、家具和字畫陳設等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家具裝修往往使用大量的美術工藝，如玉、螺鈿、琺琅、雕漆等花紋繁密堆砌，趨向奢侈豪華。宮殿的起居部分與其他高級住宅的內部，除固定的隔斷和隔扇以外，還使用可移動的屏風和半敞的罩、博古架等與家具相結合，增加了室內空間的層次和深度。宮殿與許多重要建築還使用天花與藻井，與此相反，一般民居的室內處理與家具布置則比較樸素自由。
概說
中國家具製作曆史悠久，傳說神農氏發明床、席和茵褥，軒轅氏發明帷帳和幾，堯始作毯，夏禹作屏、案，少昊作簀，伊尹製承塵，呂望作梳匣和榻，後夔作衣架，周公作簟、簾和筵坫，召公作椅，曹操作懶架等等。
在發明椅子、板凳、沙發之前，人類有過一段“席地而坐”的漫長曆史。在那個時代一進屋，就像今天的日本人、朝鮮人一樣，得先脫了鞋，然後到鋪在地上的席上一坐或一跪。無論是政府會議、學術討論、探親訪友或一日三餐，都是席地而坐。
古人把槁秸編的席叫“薦”，以莞蒲織的席才叫“席”。早在兩千多年以前，打草鞋、編薦席已經成了專門的職業。《孟子·滕文公上》說：“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可見席的製作曆史悠久。
席的名稱很多，早在周代，就有“莞、藻、次、蒲、熊”五席之稱。但從製作材料上看，主要有草、竹、獸皮三大類。草席在古代還有不少分別，如用初生之葦編席叫“葭席”，未秀之葦編席叫“蘆席”，長成之葦編席叫“葦席”；用稻草、麥秸編的席稱“稿”；用蒲草編的席稱“蒲”，蒲草之小者（蒲草的一種）編席稱“小蒲”或“莞”，初生的蒲草編席稱“蒻”；用竹和藤編的席叫“簟”，笙、蔑、筍等都是竹席。一般地說，竹席多在夏月使用，取其涼爽，而草席則多在冬月使用，取其柔軟溫暖。
獸皮席比較珍貴，有熊席即用熊皮製成的席、豹席即用豹皮製成的席等。獸皮席非一般人所能用。據《西京雜記》記載，西漢成帝時昭陽殿中鋪著一種綠色的熊席，“熊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人研究說，從記載的熊皮席的顏色（綠色）和毛長（二尺餘）來看，似乎不像是天然的熊皮，因為熊毛多為黑色或棕色，而且無論如何也沒有二尺多長。秦漢時代一尺約合今日二十七厘米多，二尺多就是五十五厘米左右，這比天然的熊毛要長得多。
此外，還有用一些稀有珍貴材料製成的席，如象牙席、金席、犀席、琥珀席、玉席等，這些席純為奢侈品，多為帝王和豪門之用。據《魏書·韓務傳》記載，韓務因向皇帝獻七寶床和象牙席遭到痛斥。皇帝下詔說：“晉武帝焚雉頭裘，膚常嘉之。今（韓）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來便派人把這些東西退回到韓務家中。
古代的製席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有些席柔軟得就像一張薄綿，甚至疊起來可以放入小小的研盒裏，而且可以防水。據宋人編撰的《清異錄》記載，五代時期有一種“秋水席”，這種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類綿，疊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沾濡”。
在封建時代，席子是某些地區的特產，因而被朝廷選為規定的貢品。如《唐書·地理誌》中記載，滑州靈昌郡出產的蔍席、廣州南海出產的竹席、陝西鳳翔府出產的龍須席等，每年都要向朝廷進貢。
席的使用
席子除了鋪在地上，也用於床上。席一般呈長方形或正方形，大小不一。大的可坐四人，小的可坐二人。小方席稱為“獨坐”，隻供一人使用，多為尊者、長者而專設。四川成都東漢墓出土的宴飲畫像磚上，刻有兩人或三人同坐一席，席前擺放著食案，它是當時人們宴飲情形的真實寫照。這種坐席的習慣，一直延續到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
古時坐席有規矩，如果坐席的人數較多，其中的長者或尊者另設一席單坐，即使有時與其他人同坐一席，長者、尊者也必坐在首端，而且同席的人還要尊卑相當，不得懸殊過大，否則，長者、尊者就認為是對自己的侮辱。古書中就有不少因坐席不當而拔劍割席分而坐之的描述。古時對坐席的位置方向也很講究，如《禮記》載：“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古代坐的姿勢和現在不同，略如跪狀。嘉峪關東漢墓畫像石、徐州十裏鋪東漢墓畫像石、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板漆畫中的人物都取達種坐勢。最形象的要算東漢武梁祠畫像石上的《邢渠哺父圖》了。邢渠與其父皆兩膝向前，屈足向後，臀部坐在小腿上。坐時若兩足前盤屈則稱“箕踞”，這種坐勢雖然舒適些，但卻被認為是對別人的不尊重和不禮貌。
筵席
在床榻還未普及的時代，席的使用經常和筵結合在一起，故名“筵席”。當時的“筵席”，並非如今所指的“酒饌”。《周禮·春官·司幾筵》注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由於筵和席通常總是同時使用，為了有所區別，便把鋪在大席上麵的小席稱為筵。
古代，筵席的使用是和禮節相關的。先秦時期，各諸侯國以及周天子都設有專門官吏掌管祭祀和鋪陳之事，名曰“司幾筵”。《禮樂記》說：“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使用時，先在地上鋪席，再在席上根據需要另設小席，即筵，人就坐在筵上。筵席之上的桌、幾等，亦由“司幾筵”根據需要負責陳設。
作為坐臥器具，席在西周時期已見使用，魏晉南北朝以後，各種高型坐具漸次出現，用為坐具的席逐漸停止使用，但作為臥具，以床上鋪墊物的形式，席一直沿用至今。
中國傳統家居生活中使用床的曆史十分悠久，在古文字的資料中就可以查找到床的象形字。當代學人張舜徽先生在所著《說文解字約注》中說：“床之古文，蓋但用■，橫視之，其形自肖。小篆增從‘木’耳。證以‘■’，篆從■，可知■固床牀之初文也。”據張舜徽先生的這一研究，■就是古代的床形。
現存最早的床
據考古發掘，我國已知現存最早的床是戰國的彩漆木床。一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信陽長台關第一號楚墓出土的一件戰國時期、即離現在兩千多年前的彩漆木床，這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床的實物。
這一件戰國彩漆木床分床身、床足、床欄三部分。床身是從縱三根、橫六根的方木棍做成的方框。床身的四隅及前後兩邊的中部設床足六隻。床欄是用竹、木條做成的方格，欄的四周安有木條。床長二百二十五厘米，寬一百三十六厘米，高四十二點五厘米。木床通體髹黑漆，床身周圍繪以朱色的連雲紋。
這件戰國彩漆木床，與床的初文■相似，也與我們今天所用的木製床大體相同。可見我國床的形製，至少在戰國時期已經基本定型，爾後兩千多年沒有多少改變。
二是出自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楚墓的折疊床。床身複原後可分成左右對稱的兩部分，形製大小完全相同。床欄的外形與長台關一號墓的床欄比較相似，隻是結構方法不同。床足分兩種，一是四角的曲尺形足，一是中部的長條形足。整個床體拚合後全長二百二十點八厘米，寬一百三十五點六厘米，通高三十八點四厘米，其中床欄高十四點八厘米。床欄、床身、床足通體髹黑漆，漆色光亮如新，足部未經磨損。折疊方法是，先將過梁兩側的四根床撐拿下，再將過梁間的鉤栓取出並提下過梁橫板。而後將分開的前後四段床邊分別向裏轉動以與兩側的床邊貼合。這樣，整個床體便折疊起來。
包山二號墓的年代相當於戰國中期前後，比長台關一號墓晚了一百多年。這兩墓出土的漆木床與折疊床主要屬於臥具，與後來出現的坐具——榻有明顯不同。
匡床
我國典籍中關於床的記載很多，《戰國策·齊策》說：“孟嚐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牙床。”《西京雜記》載“武帝為七寶床，設於桂宮”等。《周禮》、《爾雅》、《春秋左傳》、《商子》、《內仙傳》、《漢武帝內傳》、《燕書》等都有對床的描述。
漢代劉熙《釋名》“床篇”說：“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又說：“人所坐臥曰床。”《說文》寫道：“床，身之安也。”《詩·小雅·斯幹》有“載寢之床”。《商君書》言：“人君處匡床之上而天下治。”總歸這些敘述，這時的“床”既是臥具，又是坐具。“載寢之床”，說的是臥具；“人君處匡床之上而天下治”，則說的是坐具。可臥的床當然也可用於坐，而專為坐的床大都較小，不能用於臥。
匡床，就是指僅供一人坐用的方形小床，即“獨坐床”。五代時所繪《洛神賦圖》和宋代李公麟《聖賢圖石刻》孔子像中所描繪的就是這種匡床。古文獻中對匡床的記載也很多，如莊子《齊物論》載：“與王同匡床，食芻豢。”《淮南子·詮言》載：“必有猶者，匡席衽席，弗能安也。”可見匡床作為一種專門的坐具，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普遍使用。
到了漢代，“床”這個名稱使用範圍擴大，不僅臥具坐具稱床，其他的用具也稱床，如梳洗床、火爐床、居床、欹床、冊床等，還有人把自己所騎的馬稱為“肉胡床”。
漢榻
西漢後期，又出現了“榻”這個名稱。《釋名》：“長狹而卑者曰榻”；“榻，言其體，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獨坐，主人無二，獨所坐也”。《通俗文》說：“三尺五曰榻，獨坐曰枰，八尺日床。”榻是床的一種，除了比一般的臥具床矮小外，無大的差別，所以人們習慣上總是床榻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