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分食案和書案。食案是送食物的托盤，或作長方形，四矮足；或作圓形，三矮足。食案可以放置在地上。《後漢書·梁鴻傳》中說：“鴻為人憑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這裏所說的案即指食案。《史記·田叔列傳》：“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張敖所持的案是小型食案。《鹽鐵論·國疾篇》：“文杯畫案，機席緝蹋。”這裏所說的是華麗的食案和書案。書案是一種長形的矮桌子，兩端有寬足向內曲成弧形。《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奏案、書案，一般都是放置在人的前方以供辦公書寫所用。例如《三國誌》裴注引《江表傳》：“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陳拒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複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張敖捧案、孫權斫案、“舉案齊眉”、“文犢盈案”、“伏案疾書”等等，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帝王到百姓，都使用著各種低型的案與幾。
在我國出土的許多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以及墓室壁畫中，反映漢代各種生活場麵的居室圖、宴飲圖、庖廚圖、祭祀圖等的畫麵上，也有各種類型的幾案的寫實形象。如四川成都近郊出土的宴飲畫像磚，畫麵上七人分三組坐於席上，席前設方案、長案各一，酒樽、耳杯、勺、盤羅列左右。此處的兩種案，都是食案。
又如沂南畫像石墓，前室西壁上橫額為一幅祭祀圖。祭品擺成三行，前排是兩個三足圓案，一個上放兩條魚，一個上放兩盤果品或麵食製品。中排是兩個長方案，每一案上分列放著十個耳杯。這裏的圓案、長方案也都是食案。
漢代的食案很矮，一般高約為八至二十厘米，這與後期高型家具桌子有很大的區別。
從在各地出土的漢畫像磚、石上反映的情況看，漢代的幾多采用曲足橫跗式。如沂南畫像石墓後室南壁承過梁的隔牆壁刻，最上麵就是一件幾，此幾在當時生活中就是墓主人使用的書案。長方形案麵，下為曲足橫跗，每邊四曲柵式腿，下連波形橫跗，整個書案塗以漆飾。這與梁簡文帝的《書案銘》中所描寫的“刻香鏤彩，纖銀卷足”，“漆華映紫，畫製舒綜”可以相互印證。從這件書案與周圍家具尺度相比較可以看出，其高度比食案高，以便人們伏案疾書或閱覽簡冊。
又如山東滕縣西戶口出土一塊畫像石，內容很豐富，最上一層中刻主人，身前橫置一曲足橫別的書案，此書案尺寸很大，從與人體相互關係推測，書案長約在一百厘米以上，高約三十至三十五厘米。
在兩漢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種類的幾案實物和明器。就材質分，有木案、漆案、銅案、石案、陶案等；就紋飾分，有素案、彩繪案等；就功能分，有食案、書幾、奏案等；就形製分，有長案、圓案、單案、疊案等。總之，作為漢代日常生活家具的食案，幾乎每座漢墓都有出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廣州東郊沙河東漢墓出土了三件銅食案，一件為長方形銅案，長七十四厘米、寬四十五點九厘米、高十五厘米，四腿，作獸足狀。頂端方榫與案麵相交，交接處，案麵局部加厚。案麵有攔水線，上麵滿飾動物、器物、幾何紋樣。中央一組類似如意雲頭的四葉紋，兩旁各為一耳杯紋，耳杯作俯視圖狀，比例準確。四周作菱形回紋及三角形紋飾帶。外為自由構圖的動物紋樣，有魚、雞、飛鳥、仙獸等穿插錯落環於四周。外圈飾以菱形回紋與三角形圖案紋帶。攔水線的部位則飾以連續的“Ｓ”形紋。整個器形十分完整。
其他兩件為圓形案，出土時置於長方案的兩側，一殘，一完好。案麵直徑四十厘米、高八點六厘米，三腿，亦作獸足狀。案麵亦有攔水線，但紋飾很少，僅在攔水麵刻有連續的“Ｓ”紋。出土時上有銅耳杯鏽蝕印跡六個，排成半環形。
從這組銅案的出土得知，在漢代食案的使用不僅有大小的配套，還有方圓的配套。
漢代書案，或簡稱“幾”，出土實物不多，遠沒有食案出土的普遍。這與漢代明器陪葬風俗習慣有關。食案作為食品祭供的配套家具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每座葬墓幾乎都有食物或象征食物的食用器皿的祭供，所以也就幾乎墓墓都有食案出土。作為放置簡冊的書案，因為簡冊書籍不是對死者祭供的常見內容，所以書案在漢代明器或陪葬實物中就很少見。
在甘肅武威磨咀子二十二號漢墓出土有一件木質書案，案長九十七點五厘米、寬十二點五厘米、殘高三十厘米。案麵在安裝腿子部分加厚，用以增加強度。腿為曲足，下失橫跗。如果加上橫跗，此書案總高在三十至三十五厘米左右。同地六十二號漢墓也出土了一件木質書案，案長一百一十七厘米、寬十九厘米、殘高二十六厘米。兩端各三根曲足，下有曲形橫跗。這是漢代幾（書案）的典型式樣。山東滕縣西戶口漢畫像石上的書案，就是這種書案的正投影圖。
從出土的漢代木質書案可以知道，早期民用幾的寬度比較小約在十二至二十四厘米，用漢代尺來說就是半尺到一尺左右，其高度約在三十至四十厘米，這正是低型家具的典型特征，與唐以後出現的桌類家具完全不同。
唐代桌
作為高型家具代表之一的桌子，在我國出現當在隋唐之際。
最早桌子的“桌”字寫作“卓”，有卓然高玄的意思，指出了這種新型家具“高”的突出特征。到目前為止，唐代桌子在國內尚未發現有實物傳世，也很少有明器出土。但在敦煌的唐代壁畫上，可以看到我國較早的桌子形象。
敦煌四百七十三窟繪有一幅唐宴飲圖，在帷幄內中置長桌，四側垂有裙圍，上陳酒肴，兩側列長凳，男女數人，分列左右。甘肅榆林萬佛峽唐窟壁畫上，也有類似的長桌。
敦煌八十五窟繪有一幅唐屠師圖，圖中畫有方桌兩張，方桌四腿，腿間無撐，桌麵方整。桌高與屠師身體相比，尺度已與後世的方桌相似。
五代桌
五代孟蜀廣政二十二年（公元九五九年），廣元皇澤寺新廟記石碑碑陰題記中有“全漆卓子四隻”之句。五代王齊翰的《勘書圖》上，在主人坐椅前麵安置有一張桌子，四方腿，腿間連以方撐，每一腿兩方向的撐子高低錯開，這是所能看到較早的“趕撐”做法。桌麵長方，桌麵邊側四角似有金屬包角或類似包角的彩飾。從圖上桌與椅的關係看，此桌的高度略低於宋代的桌子，這也許或多或少帶有一些過渡性質。
宋代桌
據尚秉和的《曆代社會風俗事物考》的考證，我國正式出現“桌子”這一名稱是在宋朝。考證說：“桌子之名，始見於楊億《談苑》。《談苑》雲：‘鹹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言卓然而高可倚也。’《五燈會元·張九成傳》：‘公子推翻桌子。’觀《談苑》記其名兼釋其義，可見宋以前無此物，為主家所新創也。故其字《談苑》從卓，《五燈會元》作桌。《五燈會元》為南宋沙門濟川作，用卓既久，遂以意造為桌子。”
到了宋代，桌子的使用逐漸普及，從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在宋代的墓葬和畫像磚中保存了有關的資料。河南白沙宋墓有一幅反映墓主生活的開芳宴壁畫，夫婦坐在靠背椅子上，腳登腳踏相向而坐，中間置一高桌，上擺注子、杯子等酒具。畫中的桌雖為一正“側視圖”，但結構卻表現得十分具體，桌呈長方形，四腿，短邊兩腿間連以雙撐，長邊腿間應是連以單根撐子。長邊腿間桌麵下有素牙板，腿外側有牙頭板。此壁畫上的桌椅和一桌二椅式的布局，在宋代墓的壁畫上具有代表性。
在河南偃師酒流溝出土的宋代畫像磚《切鱠圖》上，更具體地反映了北宋桌子的結構和造型特點。這是一件方桌，桌麵為四十五度格角榫攢邊做法，四腿，腿間為單撐，上端有牙頭板，造型很簡潔，桌高已達到了適用的尺度。
本世紀初在河北巨鹿出土了一件有“崇寧三年”題款的宋桌，是很珍貴的傳世遺物。此桌麵長八十七點五厘米、寬六十九厘米、高八十四點四厘米。桌麵長方形，四角為四十五度格角榫攢邊做法，桌心板下有托撐，四腿，長邊腿間連以單撐，上有牙條板，腿外側有牙頭板。短邊腿間連以雙撐。桌子簡樸無華，為宋代民間實用家具。我國的桌子經過隋唐五代的發展演變，到了宋代趨向定型和普及。著名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充分地再現了宋代市民使用桌凳的生活圖景。
明清桌
明清時期是我國桌子發展的一個繁盛階段，出現了畫桌、方桌、一字桌、抽屜桌、八仙桌、圓桌等多種式樣，而且做工精細，有的還雕以花紋。
畫桌在明清時期較為常見，可以說是漢代幾案的一種直接發展形式。如有一件明代紫檀靈芝紋畫桌，桌麵攢框裝板，有束腰及牙子，四足向外彎出後又向內兜轉，足下有橫材相連，橫材中還翻出由靈芝紋組成的雲頭。整體造型實際上是汲取了帶卷足的幾形結構。畫桌除桌麵外，四周遍雕靈芝紋，刀工圓渾，朵朵豐滿，隨意生發，交互複疊，各盡其態。明清時期方桌的常見形式是“一腿三牙羅鍋棖”。所謂的“一腿三牙”，是指四條腿中的任何一條都和三個牙子相交。三個牙子即兩側的兩根長牙條和桌角的一塊牙頭。所謂的“羅鍋棖”，即安在長牙條下麵的棖子。明清抽屜桌的式樣與我們今日的抽屜桌很相似。明清的八仙桌是方桌的一種，均指可圍坐八人的方桌，一般桌的寬長在一米左右。
明清時期桌子的風格，給人的印象是，既重實用，結構簡練淳厚，又注意裝飾，也有精美繁縟的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