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別的羊倌的雨傘和羊毛毯都破了，從隊裏領來了新的，可謝臣卻沒有領。別人問他為什麼不去領，他說：“還能用，今年不領了。”其實大家都知道，謝臣的雨傘盡管用得細心，經過一年的風吹雪打雨淋日曬，早就出了窟窿。羊毛毯因為常用來包羊，也已經磨破了。又過了一年，謝臣仍然沒去領新的。第四年，老羊倌謝洪齋不見謝臣領雨傘和毛毯，便找到他問：“你的雨傘和毛毯都用夠年頭了，怎麼還不去領新的？”謝臣還是那句話：“還能用。”當老羊倌看謝臣的破雨傘已經補了三層，毛毯也隻剩下半塊時，心裏很難過。謝臣卻搶先開口說：“三爺，現在咱們社裏還窮，能湊合用就湊合吧！實在不能用了再換。”
話不多，可打動了老羊倌的心：“這孩子原來是為了社裏少花錢啊！”此後，老羊倌也不再說什麼了。這三件寶整整跟了謝臣四年多，他把這三件東西視如珍寶。入伍的前一天，他把毛毯曬幹，把雨傘包好，把羊鏟擦淨，交給老羊倌謝洪齋，囑托說：“三爺啊，你幫我保存好，我服役期滿回來放羊還要用。”老羊倌收藏起這三件東西，感慨地說：“放心吧，我一定給你保存好。”
謝臣犧牲後，老羊倌謝洪齋一直收藏著這三件破爛不堪的“寶貝”，始終不願扔掉。每當放羊的青年人鬧思想問題時，他便拿出這些東西，給大家講一講謝臣和他的三件“寶”的故事。連裏的幹部、戰士每人都有一個針線包，可在謝臣身上，卻常常帶著兩個。其中一個，早在1958年給公社放羊時就有了。因為那時羊多，牧羊人少，謝臣為了管好集體財產，就在羊圈跟前搭了個小棚子，晝夜住在山上，衣服破了沒時間送到家裏縫補，就向母親要了些針線，自己動手縫補。從此，他身上就一直帶著一個針線包。後來，牧羊用的雨傘破了，他自己縫；毛毯破了，他也自己補，每次都縫補得整整齊齊。
1960年，謝臣入伍時，這個針錢包也跟他到了部隊，兩個針線包便成了他整天不離身的寶貝。他用它們縫過炮衣，補過籠布和戰友們的軍裝。謝臣當了馭手後，這兩個針線包的用處就更大了。比如，他使用的鞍具都已經超過了使用年限四五年了，鞍子、皮套裂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縫縫。謝臣接過這些東西，當天晚上就縫好了。
有一天，班長李樹山見套擁子（一種馬車用具）實在不能用了，就對謝臣說：“你的套擁子已用夠年頭了，可以領個新的。”而謝臣卻說：“不用了，等我想想辦法，修理修理還能用。”第二天中午，謝臣就從廢舊物資中找到了一截雨布，在大家睡午覺時，拿出他那特有的針線包，按原來套擁子的模樣，做了一個新套擁子。隨後，他又把那個舊的修了修。這樣，謝臣的車上就有了兩個套擁子，新舊交替使用，就更節省了。
連部衛生員梁錫波和謝臣是同鄉。有一天下午，他聽說謝臣的家屬來隊探望謝臣，吃過晚飯他想去看看鄉親。一出門，正碰見謝臣背著一個鼓鼓囊囊的挎包回招待所去。他知道，謝臣是連裏的節約標兵，平時從不亂花一分錢，挎包裏一定不是什麼吃喝的東西。可他轉念一想，覺得也可能是家裏人給他捎來了水果。於是，便跑了幾步追上謝臣，拍了一下他的挎包，好奇地問：“是家裏捎來的吧，拿出來大家欣賞欣賞嘛！”
“行！完全可以。”謝臣笑嗬嗬地說著，把挎包遞到梁錫波手裏。梁錫波接過挎包，沒等打開，就把手伸進挎包裏，一把抓出了三根皮條。“好家夥，還用三根皮條在上邊打掩護。”隨後梁錫波又使勁地摸了摸，也沒摸到什麼像水果的東西，倒有一個什麼東西把手紮了一下，他“唉喲”一聲趕緊把手拿了出來。等他把挎包打開往裏仔細一看，全都是些破破爛爛的雜物。除了皮條外，還有麻繩、大小釘子、各種螺釘帽、小起子、木棒棒、馬尾等，足有十六七樣東西。“你放這些東西幹什麼？”梁錫波奇怪地問。謝臣接過挎包，說：“這些東西的用處可大呢！賣什麼就要吆喝什麼，你當衛生員‘十字包’裏離不了藥，我是馭手就不能少了這些東西。如果馬車、套具有了毛病或是少了零件，有了這些東西就能馬上治好。”梁錫波一聽，馬上明白了一切，隨後就給謝臣這個挎包送了個名字——萬寶囊。
其實，萬寶囊這個名字早在馭手中傳開了。平時無論誰的馬車、套具丟了零件或磨損了，都會習慣地到謝臣的挎包裏找一找。有一次，馭手陳其奎的大車輪胎掉了一個八角釘，他想到連裏去領，謝臣見到後，馬上從挎包裏給他取出了一個同樣大小的八角釘。
謝臣的這個萬寶囊裏的東西都不是上級發的，也不是他用錢買來的，而是他利用出車和休息時間在垃圾堆裏揀來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國家還處在一窮二白的境地，要奮發圖強，自力更生。每個革命戰士都要胸懷大天地，著手小事情。”
謝臣同誌艱苦樸素，從點點滴滴、一分一厘入手。他之所以這樣事事節儉，處處勤儉，是因為他早就把節儉二字印到了他的骨子裏了。
第十一節 王將軍英高的“三件寶”
王英高（1913—2001年），江西省泰和縣人。王英高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7月，王英高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王英高將軍是全國五屆人大代表，原解放軍某部政委。在生前，無論是解放前的艱苦年代，還是解放後的昌盛歲月中，王英高將軍始終都保持著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他的愛人劉琳曾是北京紅十字協會朝陽醫院副院長。
王英高夫婦共有五個孩子，三男二女。夫婦二人在教育子女方麵也是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王英高從解放戰爭時期到解放後任裝甲兵某部政委，工作一直都很忙，教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到了劉琳的肩上。劉琳從教育五個孩子的實踐中也總結出了一套經驗：教育孩子必須從小抓起，八歲以前是孩子們形成自己的觀念、品德、性格、愛好的關鍵時期，所以必須抓住這個人生的起點。因此，王家教育孩子一不靠訓斥，二不靠打罵，三不撒手不管任其發展。他們對孩子一是言教；二是身教，身教重於言教；三是注意客觀存在對他們的影響，善於因勢利導，經常打預防針，增強孩子們抵抗社會上不正之風侵襲的能力。
王英高夫婦的家中有三件寶。
小孩子穿鞋容易破，一兩年就穿得不像樣了，尤其是男孩子在上中學時。王英高將軍的家中完全有充裕的經濟條件給子女們添置新的，甚至可以買款式美質量好的鞋。然而，王英高和夫人卻有一條不成文的家規：十歲以前一律隻能穿自家做的河北農村式的布鞋；參加工作以前不得穿皮鞋。為了給孩子們做出榜樣，王英高和夫人也總是穿布鞋。新鞋買回來後，要先釘上掌再上腳，穿一陣就打上包頭，一雙布鞋穿幾年，一雙棉鞋穿十來年。時間長了，孩子們自己都會簡單的修補了。
“媽媽，我的鞋子快破了，給我做一雙新的吧。”小女兒王英英向媽媽撒嬌。劉琳同誌拿過鞋子看了看，“去找哥哥修一修，還能穿一陣子嘛！”鞋修好了，英英把它刷洗幹淨，就穿起來蹦蹦跳跳上學去了。王英高家中還有一套修鞋工具，是進城以後購買的，此謂第一件寶。
王英高和夫人也很注意穿衣方麵對孩子們產生的影響。王英高通常不逢大典隻穿軍便服，劉琳院長穿的衣服也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而孩子們穿的衣服基本上是家裏做的。大孩子穿小了，給小的改了穿。劉琳有時一個晚上要補好幾件衣服，大女兒王彥彥、二女兒王英英都會熟練地拆洗縫補衣服。女兒們喜歡整齊幹淨，但卻從來不向父母提出買新衣的要求，上中學了還穿著打補丁的衣服。但全家人都穿得幹淨整齊、樸素大方。後來因為劉琳的工作太忙了，沒時間縫補衣服，家裏才買了一架縫紉機。而這架縫紉機，母女三人誰都會用，此謂第二件寶。
王英高家的男孩子在學生時代一律留平頭，頭發長了就來個“互相幫助”，從不到理發館去理大背頭、小分頭。剛開始，發剪不聽使喚，有時理成“梯田”，哥三個索性就推成光頭。熟能生巧，不久倒理出水平來了。於是，王家又有一套理發工具，此謂第三件寶。
可不要小看了這三件寶，它們對孩子們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艱苦樸素，忠厚老實，刻苦學習就有這“三寶”的一份功勞。孩子們小的時候，為了幫助他們學習，劉琳就找來許多小木棍，染上各種顏色，和孩子們一起練習加減運算，孩子們學習興趣十分濃厚。這樣做不光是為了省錢，更是為了啟迪孩子們的心扉，培養他們自己動手的好習慣。大兒子王倩倩和大女兒王彥彥上幼兒園時，每逢周末，別的孩子都有汽車接送，而王英高夫婦從來都是讓孩子們自己坐公共汽車回家，有時就領孩子步行回家，不讓他們有特殊化的思想。將軍之家有錢，但錢一定要花到刀刃上。比如買課外書自學，隻要有用，多貴都給買，買多少都行，所以家中的藏書很多。孩子要買電視機學外語，王英高就說，買二十英寸的，看得清楚；買錄音機複習功課，劉琳就建議，買四個喇叭的，聽得真切。孩子們學習中要做實驗，要製作一些科技作品，花多少錢都支持他們。
王家的孩子在學校上學，功課好，守紀律，尊師愛幼，艱苦樸素，刻苦學習，都是“三好”學生。長大了到部隊當兵，嚴格要求自己，事事幹在前邊，都是“五好”戰士。在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克勤克儉，兢兢業業，都是好幹部。五個孩子先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王英高將軍一家生活儉樸，從不鋪張浪費。兒女們也從不炫耀自己的父親是將軍，一家人樸實無華，在革命的事業上一步一個腳印。這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家庭。
第十二節 巴金一生淡名利
巴金（1904—2005年），原名李堯棠，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成都。在1919年爆發的偉大的五四運動影響下，巴金開始大量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學民主等進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巴金同誌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文學大師之一，也是舉世公認的傑出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出色的翻譯家、卓越的編輯家、出版家，他先後創作了《滅亡》《新生》、《家》《春》《秋》等長篇、中篇小說以及為數眾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特寫、遊記、童話等等。巴金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是著名的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幾十年來，巴金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積極參加進步社會活動，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不求名、不求利，高風亮節，令人欽佩。
巴金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但是，他卻是個不要工資的人，完全依靠稿費維持生活。巴金先生一生著述甚豐，稿費亦多，但他一不揮霍，二不購物置產，卻常常一擲千金，無私捐獻。
20世紀70年代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過去的著作，巴金心裏很不安，便關照出版社不要給他寄稿酬。那麼，出版社如何處理這筆錢呢？在黨委會上，大多數人主張以巴金的名義設立一個編輯獎。但是，巴金一向不同意以自己的名義設獎金。於是，在向巴金轉述黨委意見時，就說建議把稿費用來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編輯或作者。巴金很快回信，高興地說：“稿費就用來幫助作者吧，設立獎金我不讚成，我反對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歲誕辰時，四川省作家協會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設立基金會和文學獎，巴金又是堅決不同意。巴金專門致函四川省作家協會，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見：“我一向不讚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會、設立文學獎。”巴老被安排到杭州療養時，硬是自掏腰包交了整整6萬元的食宿費。警衛驚呆了，那麼多名人來住過，沒見誰交過這麼多錢。
幾十年來，巴老以“一個老人”的身份，捐過無數次的慈善款。1997年，巴金為華東水災一下就捐了12萬，如今家人仍按他的意願每年捐款不低於五位數。1998年，巴金獲得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的一筆巨款，即以“一個老人”的名義捐獻給了災區。90年代以後，巴金幾乎每年都要給希望工程辦公室捐款，捐款額累計達到了50多萬元。
2005年1月5日上午，上海市文聯發動上海文藝界近300位著名藝術家和文藝工作者向海嘯災區捐款。得知這個消息，剛剛度過101歲生日的巴金托人兩次共送去6萬元。代表這位老作家前去捐款的人留下的簽名卻是上海作家李堯棠，這正是巴金老人的真名。每次捐款時他總要對經辦人員交代：不留巴金名、不宣傳、不報道。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協會給省委省政府寫了報告，要求恢複巴金故居。巴金知道後不同意，說：“不要恢複故居，如果將來要搞點紀念，可以在舊址釘一個牌子，上麵寫作家巴金誕生在這裏，並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就行了。”
1986年10月，巴金連續用三封信申明他的意見。巴金在信中寫道：“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寫出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關於故居的事就這樣說定了。不修舊宅，不花國家的錢搞這樣的紀念，印幾本《選集》就夠了。”2002年，出席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些代表又提議修建巴金故居，四川省委也很重視，但仍然被巴金拒絕了。
巴金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作家，他創作的《家》、《春》、《秋》三部曲為人們所喜愛。他一生創作頗豐，但其本人淡泊名利、樂善好施，深受世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