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張念對我說：“當時就跟吸了毒似的，在亢奮的狀態之中，一直有一種飛翔的感覺，做成了！我發現第二天所有的報紙都把它當作很重要的事情給登了出來。”《時代周刊》以《槍擊、孵蛋、避孕套》為題突出報道了這一事件，可見西方傳媒的敏感，都將重點放在這幾個行為藝術上麵。
勝利的快感包圍了張念，不過出了名也就惹了麻煩了，從北京一直追查到廣州，追查到學校，幸好張念的藝術係主任很開明：“這隻不過是一個藝術作品，是一個有爭議的藝術作品，有爭議的藝術作品也就是一個有意思的藝術作品。”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了。現代藝術大展再一次顯現了藝術家對於時代命運的特殊敏感。
高潮過後進入低穀，張念的老朋友們一個個消失了。盛奇、張大力去了意大利，康木去了美國，王德仁去了德國，張念卻到了順義的一個農家小院。這時的他，畫也不是，做行為也不是，倒是有了足夠的時間反思。“我知道很多人，99%的人都認為我是胡鬧，為了證明這個作品不是瞎鬧，我就一直延續地做下去。”其實張念的作品表現的願望就是想有一個新的生命，這種不安的期待恰好反映了世紀末人們的情緒。從那以後，張念蛋不離左右，進入了觀蛋的時期。張念認為，觀念藝術在中國沒有土壤，特別缺乏藝術家長期的堅持。可是沒過多久，張念也堅持不住了，進入了九十年代的人們發了瘋似的撈錢，眼看著精英們都紛紛下海，“海裏有魚”，大家紛紛傳送著這個福音。那時候，女人、賺錢、汽車、房子成了藝術家們的日常話題，張念這時候突然覺得自己本來想孵出的是鳥，飛出來的卻是恐龍。
張念回憶說：“做生意對我的改變是非常大的，想問題的思維方式與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不進入那個角色之中就賺不到錢，為了‘媽泥’，必須分裂自己。”應該說他分裂得還比較成功，多年以前在學校裏學的手藝，雖然沒怎麼用心，現在還是派上了用場。
慢慢地，一些老朋友從國外都回來了，他們就像在冰箱裏凍了幾年一樣，仍然保鮮。特別是張大力，十來年如一日地堅持在牆頭畫著他的大頭，對張念觸動很大，一個藝術家活在世上是為了什麼，一個藝術家應當怎樣地活在世上，“生存還是毀滅”再次成為一個問題。張念畢竟是體驗過飛翔快感的人，正在這時，張大力和盛奇決定在設計博物館做一個展覽，他倆熱情地邀請張念參加，張念又興奮了，他還是提著幾斤雞蛋，但這已經是幾塊錢一斤的了。張念想著十年以前的等待，突然覺得等待是沒有結果的，“等來的可能是更大的斷裂、破壞和分裂，這些年許多人的努力可以說是以卵擊石，擊的是一個權力，人可能太弱小了，弱小到你生存都很危險，你很害怕外麵，你不知道什麼東西，哪天就會把你搞掉。然後你就感覺到你弱小的身體想碰撞，其實是對大的社會的碰撞，法律的、規範的、好的或者不好的。你都要碰撞，寧可頭破血流，我要把這種感覺表現出來，不管怎麼樣，先把蛋碎了再說。”張念找到了一塊大板子，上麵鋪上了白布，寫上了“1999張念”，然後從容地邀請在場的藝術家和觀眾拿起雞蛋，向木板上扔去，砰！砰！砰！一聲聲悶響宣告著一個個希望的破滅，一個個生命的消失。我當時仍然在場記錄，突然意識到八十年代浪漫、理想、夢幻、希望真的已經結束了，不過一個時代的終結並不妨礙一個藝術家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