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困境是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但是，有時我們也會故意尋找困苦。例如，我們會主動參加拓展訓練，去野外探險。家長送問題少年去野地營，也是為了讓他們體驗與同伴的情感聯係，由此獲得個人的成長。
約翰，凱倫是猶他州野外元素活動的學生事務總監，該野營活動旨在糾正十幾歲男孩的問題行為，它可讓孩子共同麵對奇怪且富有挑戰性的環境。“對我們來說，它讓孩子們脫離了常態環境，遠離了電子產品。”在營地，孩子們沒有電子遊戲，無法獲得快餐，沒有電視、短信可娛樂或分心。
起初，改變是個很大的衝擊。“我們每天遠足2-5英裏。”凱倫說。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劇烈運動。“野地營裏肯定有一些元素（夜晚時圍坐於營火旁或是仰望星空）使孩子們更為團結。他們自己生火、做飯。”
在這類活動中，遠足和自己做飯有助於讓這些青少年產生親密感和友情。有人會反駁，露營者團結，是因為節目充滿挑戰性，並且要求很高。範德堡大學的桑德拉·喬·威爾遜（SandraJoWilson）和馬克·W·利普西（MarkW·Lipsey）精確指出了兩個因素，它們有助於預測野地營在糾正孩子們行為問題上的成功率。第一種為持續的心理治療式聚會，它對於營地裏孩子們的行為糾正有一定作用。但是威爾遜和利普西所確定的第二種因素——幾乎存在於每一個成功的項目中——適用於每個人。這就是讓孩子們直接麵對一個充滿挑戰的自然環境：
包括遠足或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也就是說，他們將共患難：忍受遠足時磨出的水皰、讓人不得安寧的昆蟲以及疲勞或虛脫的感覺。這些孩子就像與共同敵人作戰時的士兵般團結在一起。
這種共患難的觀念是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的關鍵因素，這在納瓦霍這一印第安族群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新墨西哥有個叫“讓小孩的思維重歸平靜”（“AlchiniBinitsekeesAholzhooh”）的青少年活動，它邀請了一些迷茫的青少年參加——你猜得到——潔身儀式。當潑在岩石上的水變成熱騰騰的蒸汽時，這些少年反省了自己的過去，坦率地說出自己的希望和恐懼。他們分享了彼此的經曆，這使得他們之間更為坦誠。他們誇口自己能夠忍受這些熱氣。在最後一輪中，還要求倡導人把燙岩石的數量加到最大，這樣，就可聲稱自己承受了潔身禮室中最為嚴酷的考驗。
共患難創造了一次強烈的情感共享經曆，它使我們放下自我保護的本能，與共同經曆這一過程的人結下友誼。
然而，在這種充滿挑戰的狀況當中所形成的聯係影響會持久嗎？這一經曆能夠徹底改變參與者的關係嗎？
更多研究表明，逆境強度越大，參與者之間建立的紐帶越為堅固。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格倫·H·埃爾德·Jr（Glen·H·Elder·Jr）以及杜克大學的伊麗莎白·C·克裏普（Elizabeth·C·Clipp），對“二戰”和朝鮮戰爭期間在美國不同部隊服役的老兵進行了縱向研究。共同完成一段艱苦的遠足，或一起在一間潔身禮室中待上一兩個小時是一回事；而在戰鬥中共同盡責則是另一回事，因為這要冒生命危險。埃爾德和克裏普仔細閱讀了大量關於這些老兵的資料，從他們參軍到年老退休，跨度長達40年。
不論當時是在哪支部隊服役，研究對象都被分為三類：未接觸過戰爭的；參加過戰爭，但未遭受過死亡威脅的；不僅參加過戰爭，而且險些喪命的。
采訪和資料顯示，戰爭狀況越激烈，士兵間的友情就越堅固。顯然，跟餐廳的同事相比，人們更易與戰友形成更堅固的紐帶。埃爾德和克裏普希望了解，這種紐帶會持續多久。
一個簡單的指標就是服役期間老兵的朋友數量。埃爾德和克裏普發現，比起那些沒有直麵死亡的老兵，參加過殊死戰鬥的老兵維持友誼的可能性幾乎是其兩倍，他們參加戰友聚會的可能性也是前者兩倍。
“最讓人痛心的就是戰友的死亡，但這一經曆也最有可能締結軍人間的持久友誼。”埃爾德和克裏普解釋道。
教育背景和性格的差異並未影響這一結果。
共同麵對過生死攸關的狀況，這一經曆使他們之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紐帶。也就是說，參加戰鬥的人是何種類型並不重要——重要的隻是共同麵對戰鬥使士兵們的紐帶更牢固這一事實，這是人們所能想象到的感情最為充沛的經曆之一。
無論是故意還是巧合，在形成參與者之間緊密關係時，那些“潔身禮室中的滾燙岩石”——那種共患難的感覺——起了決定性作用。
不過，緊密聯係不僅僅包括共患難。用潔身儀式進行類比，參與者處於同一間禮室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當圍坐成圈時，我們都是一體的。”瓦佩帕向我們解釋道。“在演講室中，你看到的是每個人的頭，而圍成圈時，看到的是每個人。因為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表情，所以大家之間形成了一種聯係。當他們在分享經曆時，很多人變得非常激動，他們會像嬰兒一樣哭泣。這個圈中存在著力量。”
同處一間禮室的作用巨大，因為潔身儀式使禮室內的“團體”與外部世界之間產生了一種清晰邊界。心理學家將這種邊界稱為框架，它是一個事件或一段關係的清晰輪廓。
創建一個明確界定或“設有框架”的社群，這是出現投緣的第二種環境因素。在半穹頂的潔身禮室內，外部世界被摒之於外，隻有微弱的光透了進來。團體成員在一起，與外部世界隔絕，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來說是獨特的。誰是團體中的一員，誰不是團體中的一員，一目了然。
回想你和某人投緣的場合。你還記得當時的環境嗎？
設想大學生入學第一天的情景。從本質上講，這個學生已經離開了以往的生活，進入到一個邊界明確的新社群，其框架是清晰的。你明白誰是這個社群的一分子——校園的其他學生和教授——它的邊界和定義是什麼。大學生和住在周邊社區的人之間常有一種“我們一他們”的心理定位。
1984年，我們倆都體驗了類似的情形，並受益良多。
我們家從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市遷至得克薩斯州的厄爾巴素。搬入的第二天，我們甚至還來不及收拾行李，就被召集前往位於厄爾巴素的“非官方的以色列使館”——南森與其妻蕭珊娜的住宅，他們是當地希伯來語學校的教師。
他們的住宅一直對參觀者開放，人們從不用提前電話通知拜訪。似乎大家隨時都會聚集在他們的家裏，他們夫婦兩人似乎從不離開家半步。
走進他們家時，我們猶如從西南沙漠回到了特拉維夫。
客廳鋪著大紅的絨毛地毯，沙發拚成一個矩形，中間放一張咖啡桌，上麵擺放著零食供人享用。人們的話題從厄爾巴索的文化反思到政治和近期事件的討論，再到個人的生活經曆。我們坐在一張大沙發上，不時伸手抓一把棒狀的鹹脆餅幹，感覺自己進入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裏沒有太多的以色列特色，但肯定不是厄爾巴索的風格。
從某種程度上說，南森的房子非常像瓦佩帕的潔身禮室內部：到訪者成為一個不同於外部世界的臨時社群的一分子。在第一次拜訪中，我們的父母就和新朋友一見如故，幾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仍保持聯係。
使南森的房子顯得特殊的不隻是他的好客，也不是因為我們在那兒遇到了以色列的同胞，主要是因為我們是一個“社團”——南森“社團”的一分子。我們受到歡迎，覺得他的家是和其他拜訪者之間形成深厚聯係的天然場所。這種邊界明確社群讓成員得以放下防備，視對方為同一種族或部落的成員，從而一見如故。
這種框架或稱為邊際明確的社群，強化了我們之前探討的促進因素。近距離的共處當然會引發親近性回應。成為同一社群的一分子，這有助於產生成為一個內群體成員的感覺。在一起時有安全感，並且共同麵對困難，這能夠讓人更為坦率，願意顯露出自己的脆弱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