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要養成逆境不餒、順境不驕的心態，著眼大局，虛懷若穀，才會使我們不斷進步、提高。
三、忍挺兼顧英雄本色
做領導要能忍能挺，方顯領導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氣短、不要沽名釣譽，以免小不忍而亂大謀。因此，做領導隻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稱楷模。
不管是在工作中，還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夠全麵，隻有做到忍與挺兼顧，方可稱得英雄之舉。雍正在這方麵做得就很不錯。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將論述曾靜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編在一起，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書中，雍正帝接受曾靜這個反賊的挑戰，將曾靜所寫的無法無天的觀點，逐條摘出，加以批駁。書中收入上諭十道，曾靜口供四十七條及其認罪書等。曾靜在認罪口供裏說，雍正至孝純仁，受位於康熙，兼得傳子、傳賢二意，又說雍正朝乾夕惕，懲貪婪，減浮糧，勤政愛民，是個好皇帝。所以《大義覺迷錄》一書實際又成了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傳的書。
雍正將該書頒發到全國各府州縣學，讓讀書士子觀覽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該書的，發現後，就拿該省學政、該州縣教官從重治罪。
這是前無古人的集子！這也是我們今天獲悉當年諸多曆史內情的重要參考書。
如此編書發行已是一奇，古來罕見。而最奇的是在處置曾靜、張熙兩犯的問題上。
當時，滿朝文武大臣都認為，不僅曾靜本人要淩遲處死，而且應誅連全族。雍正帝則力排眾議，別出心裁。他不顧群臣的反對，不但沒有殺曾靜、張熙，反而在十月將他們免罪釋放，還宣布將來子孫也不得因為他們詆毀過皇帝而誅殺他們。
處理的原因據說一是嶽鍾琪為明了投書真相，曾同張熙盟過誓，不能讓這個國家重臣違誓失信，所以應寬免曾張二人；二是雍正認為：曾靜“並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眾黨”。要不是曾靜自行投首於嶽鍾琪，“使造書造謗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從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開示，使天下臣民共曉之”？“即此曾靜不為無功，即此可以寬其誅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為這曾、張兩人投書，才獲知造作謠言之人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監，追出元凶，通報百姓。這樣看，曾、張二人不但無過，還有功勞！
於是，雍正還讓這對造慣例應當砍頭的師徒做“反麵教員”，前往江浙、陝西等地，隨時現身說法，以宣傳《大義覺迷錄》一書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這一判決結果，真讓滿朝文武為之驚訝。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謀反書生大辯論，一年後又將涉及皇室醜聞的材料集結成書公布全國，不久又將服輸的叛逆者釋放，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理，是曆史上不曾有過先例的奇事。
雍正曆來有最殘暴、最專製的惡諡。可是他的這番舉動卻展示了出人意料的開明風範，為什麼雍正能這樣做、敢這樣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勢，使得雍正萌此創意。但另一方麵，也可以從雍正的特殊的個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動機。
在他的內心，不但有一位執掌生殺予奪大權的君主，還有一位擁有堅強意誌的哲學家！
所以，他不僅要從世俗的角度去壓倒對立麵，使他們在行動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對者更高的層麵，使他們在靈魂深處心悅誠服、甘拜下風，從此不萌異心。
隻有這樣，他才能真正體味到成功的喜悅。
所以說，雍正絕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好勝領袖。他的鐵腕不是源於天性的粗暴或後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關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豐富的人事政治鬥爭閱曆，更是在儒釋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潤成長起來的教養階層，其所處地位，又使他無論在實際政治上，還是在思想領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