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國家的人應該知道國家動亂的征兆；通常當人民已無上下之分時，動亂的征兆就最為明顯；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風雨在晝夜交接的時候最大一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國家將有大動亂之前也是這樣。
“暴風雨知道前兆，禍起鬩牆有暗爭。”
對國家的誹謗和放肆的言論如果太多而無所顧忌，流言四起，損害國家利益的歪曲報導，都是暴亂的征兆。羅馬詩人維吉爾說，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
“大地的母因為懷恨諸神，生下一女起名流言；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個，她是巨人西亞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過去煽動的殘留物，實則是未來煽動的前奏。不管我們如何明白辨別，暴亂的煽動與流言的煽動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國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滿意的，但一經流言的打擊，惡意的中傷，便成了百無是處，正如塔西托所說：對於政府的不滿如果普遍存在，則好的政治與壞的政治將同樣遭到攻擊。切勿認為流言隻是騷亂的象征，隻要加以壓製就可以補救，隻有不輕信流言才是製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斷地壓製，反而會使流言傳播得更久。塔西托說順從自然也不是部下對長官那種俯首從命的服從，而是要有所辨識地順應。紛爭、辯論、對命令不滿，都是擺脫束縛的方法、不聽命令的表現。尤其，當台上的人以溫文畏縮的態度發言，而反對者卻以大膽放肆的態度講話時，不服的表現更是明顯。
主張權謀的意大利政治家馬基雅弗利說得好：國家應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會像一條載重不均的船傾向一邊去，例如法國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滅新教徒的聯盟，不久又倒戈，自己反受攻擊。假使國君成為某種運動的同謀，而當其他方麵的勢力大過國君時，國君的名位已就名存實亡了。
假使紛爭公然興起，政府的威信便會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動應該是像行星在天體中的運行，每一行星都是由一主動力推動而迅速前進，自身的運轉卻是緩慢的。假使大行星運行過猛，塔西托則說：“太放任了，以致有違服從（順從自然）的原則。”這也表示整個軌道已經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賜給國君的束腰帶，可隨時放鬆，維護政府的四大綱領：宗教、法律、議會和財政，如果發生了動搖或減弱的征兆，人民就會祈求清明政治，就像祈求一個晴朗的天氣一樣：我們暫且不談這些，先來談煽動的因素，再來談談煽動的動機，進而再談補救的辦法。
關於煽動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時間允許的話，防止煽動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消滅煽動的因素。例如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熄滅那星星之火。煽動的因素有二：極度的貧窮和不滿。當然，如果大多數的財產被吞沒了，大多數的人便會讚成騷亂。羅馬詩人魯肯描寫羅馬內亂以前的情形說：“財產因高利貸而被吞沒，信用動搖了，許多人因戰爭而獲利。”
“許多人因戰爭而獲利”的投機取巧心理，就是國家將亂的必然征兆。假使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貧窮的處境，平民又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則危險就會緊迫而擴大，因為饑餓而生的叛亂是最激烈的。至於，民眾對於政府的不滿，如同人體內的體液很容易發高熱，以致皮膚腫脹一樣。做國君的不要以民眾不滿的情緒是否正當來判定危險性的大小，因為這樣會作出過於理性的估計。其實，他們的不滿往往傷害自己或損害自己的利益。也不可拿造成不滿的痛苦來衡量危險的大小，因為民眾的恐怖心理大於痛苦的感受時，他們的不滿會更加增大。這是說，“痛苦是有限的，而恐怖卻不然。”並且，當政府對民眾的壓迫太重時，那種被激起的不耐情緒可能變成勇氣，恐怖的情緒則不然。同時，不要因為不滿的情緒常常發生，並且時間鬧得很久，都不曾引起什麼亂子，就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並不是說煙雲一定會變成暴風雨，暴風雨也未必會驟然而至，可是最後或許會出乎意料地湧現。正如西班牙俗話說：“吹灰之力可以斷弦。”
煽動的原因和動機是宗教改革、重稅、法律和風俗的改變、某種特權的喪失、一般的壓迫、不公平的升遷、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饑餓、散兵遊民、劇烈競爭，以及其他惹起公憤的事都足以使得民眾團結起來從事革命運動。
關於補救的辦法，有一些基本的預防法，至於適切的補救辦法，必須對症下藥，這項工作與其說是統治者的事，不如說是議事者的事。
第一種預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亂的本質上的因素，那就是國家的貧窮問題。為了消除貧窮，就得使貿易平衡、培植工業、消除遊蕩與懶惰的習尚、以法律節製浪費、改進耕作土壤、調整物價、節製稅收的浪費等等。一般說來，我們必須預先籌劃，使國內的人口數目不超過生產總量所能負荷的程度。人口的計算也不要單以數目來作限製，因為人口少而消費量多時，反比人口多而生活較節約、儲蓄較豐富危險得多。所以，貴族顯要的增加和平民的比例過高時，國家必然貧乏。僧侶增加過多也是這樣，因為他們對生產毫無補益。飽學之士過多也會發生同樣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