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學術特色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生於乾隆三年，卒於嘉慶六年，是乾嘉時期獨樹一幟的史學家、思想家。眾所周知，乾隆時期整個學術界的主流是經學考據，人人以繼承東漢經學家許慎、鄭玄為自許，埋首於經書的文字音韻、名物詁、曆史地理、天文曆算、金石樂律、校勘輯佚等的具體研究。其方法遵循“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原則，可謂“皓首窮經”、“孜孜以求”雖一時出現了惠棟、戴震等大家，但難免有瑣屑之弊。章學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有《文史通義》等著作，提倡“六經皆史”，試圖建立一種新型的、通達的曆史哲學，把學術從傳統經學的束縛中引向曆史研究的坦途，以糾正日趨陷人瑣碎、缺乏思想的經學考據之弊。當時，正值乾嘉漢學昌盛之時，他指責漢學家“嗜奇嗜博”、專事考訂執形跡之末、不求其義，表明自己要反對泥古，提倡注重學術的思想性和實際內容=但是，他的這些學術主張在當時缺少同人和繼承者，他的著作在身前以及身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未能得到很好的編訂印行。所以，章學誠其人其學幾乎隱沒了一百年。
進入本世紀以來，章學誠漸漸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和推崇。20年代，先後出現了幾種章實齋年譜，章學誠的生平學術才逐漸清晰起來。
變法時期的康有為等人，曾提倡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的部分思想，為其今文經學張本。關於“六經皆史”與清末經今古文之爭的關係，參見郭斌和《章實齋在清代學術史上之地位》一文，刊於1941年《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1卷。稍後，研究章學誠的論文不斷出現，使得章學誠的學術終於從沉晦走向昌明，章學研究一時成為史學史、學術史研究中的顯學。而這一轉變的實現，內藤湖南實有首創之功。在介紹內藤的章學誠研究之前，首先介紹幾種章學誠著述的重要刊本和抄本，因為章學研究的展開是以章氏遺書的搜求、整理、刊行為文獻基礎的。
2.章氏著作的各神版本
1.章學誠在世時，曾親自選擇《文史通義》中的若幹篇刻印過，嘉慶元年（1796）他在《與汪龍莊書》中說：“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辟，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為就正同誌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也。”大概刊印數量及流行範圍都極有限，以後便不複可見。章氏著作以抄本形式在小範圍內保存流傳。
2.道光十二年（1832），章學誠的次子章華紱刻《章氏遺書》於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市），但內容隻包括《文史通義》內篇五章，外篇三卷，以及《校讎通義》三卷。這就是所謂“大梁本”。《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即以此刻本得以流傳，後來又有以“大梁本”為底本的補刻本，即同治二年（1863）譚獻刻於杭州書局的“浙刻本”以及光緒四年（1878）季真刻於貴陽的“貴陽本”，但內容也都隻限於“兩通義”。
3.1920年浙江圖書館據會稽徐氏抄本印行排印本《章氏遺書》二十四卷十二冊，此為“大梁本”以來出現的最早的具有全集意義的章氏著作集，但編輯校勘不精，脫誤頗多。
4.楊見心藏山陰何氏抄本，後由馬夷初（敘倫）轉抄，部分內容發表在《杭州日報》及《中國學報》上。
5.章學誠臨終前數日曾將自己的著作交托友人王宗炎。王宗炎編為三十卷，雇人謄錄，但未及定稿刊刻就去世了。1919年，吳興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從沈曾植處得到這王編三十卷抄本，以此為基礎，又增補了二十卷，於1922年秋刻成《章氏遺書》五十卷出版。這是當時收羅最為豐富的章氏著作刻本。
6.劉刻後，仍有勘補劉刻本的抄本出現，重要的有燕京大學舊藏武昌柯氏抄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華紱抄本，北京圖書館藏翁同龢舊藏朱氏椒花噲舫抄本等。
7.1956年古籍出版社標點本《文史通義》，以劉刻本為底本，又據1942年6月四川圖書館《圖書集刊》上刊載的《章氏遺書逸篇》，補入五篇在劉刻本中屬“有目文缺”的文章。
8.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章學誠遺書》，以劉刻本為底本影印，又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華紱抄本補人十四篇，據北京圖書館藏朱氏椒花噲舫抄本補人四篇，共約五萬字，作為“補佚”附在最後。此本堪稱集《章氏遺書》各刻本、抄本之大全。遺憾的是，未能有一篇全麵考辨章氏遺書散失、流傳、刊刻、增補過程的版本學方麵的“出版說明”附於集前，書前有一“章學誠遺書序”，在序文的最後簡單交代了《章氏遺書》的幾個重要版本，還把劉刻本“刊刻於世”的時間誤為1920年。序文之後，還沿用了劉刻本的“出版說明”。其實，此後姚名達的《章學誠遺書敘目》及孫次舟的《章實齋著述流傳譜》等書，至少已可補充一些關於章氏著作版本方麵的情況。
內藤湖南撰《章實齋先生年譜》
1920年11月、12月的《支那學》第一卷第3、4號上連載了內藤湖南博土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內藤在該譜的“序說”中寫道：
餘愛讀章氏之書之餘，久欲推究實齋之履曆，但遺憾的是僅由《文史通義》及其他幾個刊本所能知道的極為疏略。去年得到《章氏遺書》抄本十八冊，檢讀之後，知道包括了溢出於《文史通義》以外的全集的大部分內容。今年四月，偶罹微恙，就在病蓐中粗粗涉獵全集，正想著從中摘要，並稍稍參考他書，應該可以完成一個實齋年譜了，得機會不妨一試之時，恰好《支那學》編輯們索稿，就草成了這個年譜。
內藤湖南在1902年初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二書，就十分傾倒於章氏的學問，因而，常在京都大學的課堂上，介紹章氏的學術，並盡量收集日本國內有存的章氏著作來讀。1919年內藤得到了《章氏遺書》，這相當於章學誠全集的未刊本，使內藤對章氏學術有了較為全麵的了解。就在這一年，內藤專門開設了“史籍講讀一（文史通義》”一課，這是內藤氏在近二十年的京大教授生涯中，以史籍專書為對象開設過的唯一課程。內藤氏所得的《章氏遺書》抄本，目前被保存在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中，計有《文史通義》九卷，《校讎通義》四卷，《文集》八卷，《湖北通誌檢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誌未成稿》、《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知非日劄》、《閱書隨劄》、《雜文》各一卷，共三十三卷十八冊。據內藤氏自己分析說，這個本子的目錄是王宗炎編寫的包括已刻《文史通義》的各篇，便於了解章氏全部著作的要領。中國史學史是內藤氏始終十分關注的課題，晚年他致力於整理、修訂的兩本書就是《支那史學史》和《支那上古史》。他自己頗為自得的一點是他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中，探尋並發現了從劉知幾《史通》、杜佑《通典》、鄭樵《通誌》、司馬光《資治通鑒》以及章學誠《文史通義》這一條線索，指出了他們在史學理論上的相承與超越。他這樣概括章學誠學術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章實齋是戴東原、汪容甫同時代的學者，他的名著《文史通義》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史觀，對經、史、子、集各部進行綜合性的批判，其淵源雖可指陳為劉向歆父子、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唐劉知幾的《史通》、宋鄭樵的《通誌》，但實際上卻不妨說全是獨辟境地。本來所謂“文史”一語，在《新唐書·藝文誌》中是指《文心離龍》、《史通》等這一類批評性著作的，這類著作以闡述學術原委，著作流別為的，而章實齋的書，是曆來這類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章實齋史學的後繼者委實不可指望，其人亡其學絕，我們這些學者在研究支那近代學術發展時，於漢宋學派之外的這一派絕學絕不可輕籌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