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9年講授《文史通義》專書課，到1920年發表年譜，內藤氏確實堪稱是“最早發掘這個被埋沒的學者，顯彰其學問的一個人”，內藤氏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內藤譜）主要取材於他手中的抄本《章氏遺書》。此外，他還收藏有多種章學誠的著作版本，或可稍補抄本《章氏遺書》的不足。另外，他還用了一部朱筠的《朱笱河文集》。他說如參考章氏友人的詩文集等，應該更有所得，其旁采博'證留待他日增訂的時候吧。但內藤譜不失為簡明扼要，章氏一生的重要行蹤、事跡都提及了，如居何地、依何師、與何人交往、何時應科舉試、何時主講某某書院等等，基本上每年都有所記錄，少則幾十字，多則百字。
內藤湖南除了上述對於章學誠年譜的開創之功外，還在丨也另外的著作中屢屢提及章學誠，如在《清朝史通論》中的“經學”部分對章學誠極盡讚賞之語，把章學誠與戴震並列為他所最崇敬的乾嘉學者之二；在《支那史學史》中有“章學誠的史學”一章，全麵闡述章氏學術的成就；在《支那目錄學》一書中，專設“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支那目錄學的大成”一章，稱“校讎學”是章氏學術中最優秀的部分。內藤湖南對乾嘉樸學有高度的評價，在讚揚他們對於古文獻的批判精神和考據功夫這一點上，主要是肯定樸學所具有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實事求是”的實證觀念和方法，但同時，從另一角度看，內藤又是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的“恆飣之學”的，因此，乾嘉學者中注重思想性、理論性的獨特性學者章學誠、戴震，才是內藤最為尊敬的。對章氏的讚賞其實質就是對章學誠能在乾嘉時期樸學風靡天下的氛圍中，獨樹一幟，強調學術的思想性和實用性，提出“學問所以經世”、“史學所以經世”的治學理想的讚賞和肯定。正如他在《章學誠的史學》一文中所說的：
清朝乾隆嘉慶時代是考據學極盛的時代，經學不必說，史學上也出現了錢大昕、王鳴盛等考據學的大家，史學風潮也完全傾向於考據。然而，在此時，浙江紹興府出現一位特殊的學者，他能夠獨立於時代風潮，不以考據為史學，而從理論性的思考出發來作曆史研究，他就是章學誠。
這種治學理想也一直貫穿於內藤自己的為學生涯中。
在《支那史學史》中，內藤專辟“浙東學派的史學”一節，介紹了全祖望、邵晉涵、邵廷采，以及章學誠在內的浙東學派的主要學者的思想、學術。
胡適、姚名達的章學誠研究
1.明適僕《章實齋先生年播》
內藤譜刊出後，迅速到達了北京大學教授胡適的手中。那是因為胡適正好於這年的9月起與京都大學的青木正兒先生有十分友好而頻繁的通信和互贈書刊的學術交流。從胡適給青木氏的信上看，他分別於1920年11月18日和12月14日，也就是雜誌出版的當月就收到了青木氏寄贈的《支那學》第一卷第三號和第四號。內藤譜立即引起了胡適的興趣，他在給青木正兒的信中寫道：
《支那學》第三號上有內藤先生作的《章實齋年譜》一篇。我也是愛讀章氏的書的人，但《章氏遺書》此時很不易得。《文史通義》之外的遺文，我僅搜得因、五十篇。內藤先生說他去年得抄本《章氏遺書》十八冊。這句話引起我的“讀書饞涎”不少！內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項遺書？若一時不刊布，他能許我借觀此書的目錄嗎？章實齋一生最講究史法，不料他死後竟沒有人好好的為他作一篇傳！內藤先生的年譜確是極有用的材料又說：
內藤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我已叫人去翻譯了。此譜收集的極完備，使我非常佩服。
過了一個月，即1921年1月，胡適就得到了浙江圖書館鉛字排印的會稽徐氏抄本《章氏遺書》，並立即對之進行校讀：京都方麵，青木、內藤、石濱純太郎等先生也都通過胡適購到了浙江本《章氏遺書》。同時，青木氏也給胡適寄來了手抄的內藤氏藏本《章氏遺書》的目錄，浙江本與內藤本在篇目上互有出人。胡適通過青木氏向內藤氏借抄，讀到了內藤本比浙江本多出的十五篇中重要的《禮教》、《所見》兩篇：31這時，胡適又借得一抄本，此本比浙江本多出八篇，比內藤本也有所增益。另外，《中國學報》上登出的《史籍考目》及《史藉考序例》也是補足內藤本的重要資料！胡適在得讀內藤譜後的短短幾個月內，迅速掌握了更多的《章氏遺書》資料，這是他重修年譜的文獻基礎。
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注重譜主思想學術的變遷，注重兼及譜主及師友的事跡，尤其突出把當時思想界有代表性的戴震、汪中、袁枚三人，與譜主作比較評論，為獨立的人物傳記式的年譜開了一條新路徑：這種年譜形式後來確為學術界所借鑒，如湯誌鈞的《章太炎先生年譜長編》、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等就襲用胡譜風格，注重兼收傳主同時代的重要學者的言行記錄，並作比較評論。對於在一個時期內分有影響力的重要曆史人物，尤其是學者，這種內容廣泛，注電人飭品評的年譜確實比較合適，可以起到“不僅能考見實齋（譜主）個人的見地，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的作用！
至於在具體事實上胡譜對於內藤譜的補漏與糾繆，可見內藤在後來寫的《讀胡適之的新著章實齋年譜》一文，其中共提及十二條，計糾繆四條，補漏八條。內藤氏之誤有誤讀漢籍而致者，如把章母父親之名誤為“耐恩”者；有對漢籍查讀不審而致者，如把布政使陳東浦誤為“道員陳東浦”者；也有一時疏忽而致者，如把嘉慶四年己未誤為“戊午”者。在現在看到的《內藤湖南全集》第七卷所收《章實齋先生年譜》中，這四條都已更正了，並注明據胡譜改正。而胡譜增補的八條內容，大體是因為胡適掌握並閱讀了比內藤氏更多的資料，除最後一條實齋卒月為11月，在《內藤湖南全集》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中已補上外，其餘未作增補。
胡譜於1922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胡適隨即寄贈一冊給內藤湖南先生，封麵上寫道“敬贈內藤先生表示敬意與謝意胡適”。這本書現存關西大學“內藤文庫”中，成為記載著一段日中學者學術交流佳話的文獻珍品。內藤氏的《讀胡適之的新著章實齋年譜》最早刊於1922年5月發行的《支那學》第二卷第九號上。
2.姚名達的研究與著述
姚名達對章實齋年譜的貢獻，一是於1927年4月發表了一部新的章實齋年譜，即《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二是在1928年9、10月間完成了對胡譜的增補工作，即1931年出版的《增補章實齋先生年譜》。
姚名達是胡適的學生輩。他在1925年3月，買讀了胡譜，便起了研究章學誠之意。當年秋季，他進人清華學校史學研究院，受業於梁啟超，正式確定自己的史學史專修題目為“章實齋的史學”。於是，“買浙本，借劉本開始了他極有步驟和條理的研究工作。”
首先，作師承年譜。本著“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目的，對於章學誠這樣一位獨立特行的學者，應該探求其學術師承淵源和背景，以見其思想學術並非鑿空而來。所以姚名達先於1926年1、2月間作了一份《邵念魯年譜》。邵氏是章學誠最為推崇的一位前輩學者，名廷采，清順治、康熙年間浙江餘姚人，著有《思複堂文集》，章氏著作中有十多處提及念魯，引述《思複堂文集》。章學誠的本師朱筠，也是對章氏很有影響的人物，章學誠從乾隆三十二年（1767）入朱筠門到朱筠去世，前後十多年間親炙受業，從德行到文章，得之於朱筠者頗多。所以，姚名達又於1927年2、3月間作成《朱笥河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