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重編章氏著作。姚名達在檢讀各種《章氏遺書》版本之時漸漸萌發了改編《章氏遺書》的想法。因為現行各個版本都不夠理想，浙江本不全且校勘粗疏，錯誤不少；劉氏嘉業堂本雖堪稱搜集最富，卻也談不上編排得當。更主要的是這些本子對章氏著作的寫作年代都缺乏考訂。姚名達於是重新立意，從方便讀者、突出學術思想的宗旨出發，對劉氏嘉業堂本作了刪減和重新編定。大致以篇為單位，以各篇的主旨歸部，共設“論學”、“論文”、“論史”等十二部，刪去一些無關學問的篇章，並於各篇之後，凡著述之年、地可考者，一一注明。這一工作於1926年冬完成，取名為《章實齋遺著》。
再次，作成新的年譜。在做重編章氏著作的過程中，姚名達對章氏著作無疑有了更深的閱讀和研究，於是得以不斷地增補胡譜。胡適是在自己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付刻後才知道劉氏嘉業堂正在刻印資料更為豐富的《章氏遺書》。所以，他在胡譜《自序》中表示希望劉先生刻成全書時，我還有機會用他的新材料補人這部年譜。沒想到這一工作由姚名達代為進行了。但姚氏對年譜有自己的看法，又因為計劃著要出版《章實齋遺著》，所以姚名達自己作了一個適合附於文集之後的“附見性”的新年譜。這就是1927年4月發表於《國學月報》第二卷第4期上的《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姚譜）。
姚譜與胡譜的不同之處，姚氏在姚譜“引言”中作了介紹：
“一、適之先生做的有議論解釋和批評我做的隻有記述。”
“二、適之先生做的多引實齋論文，我做的多引實齋自述的話。”
“三、適之先生做的多有遺漏或錯誤處，我都已補足或改正了。”姚譜的特點是力求簡潔，客觀記述。對於在年譜中怎樣較好地反映譜主學術思想的變遷，姚氏認為引譜主論文不是一個好辦法，而應該作以下兩方麵的努力。一是將譜主的最早的文章到其絕筆，一一排定其寫作的時地，作成一表，讓讀者“循表讀文”，自然可了解到譜主的學術大略及發展變遷，二是若譜主有關自己為學經過或學術思想的“自評自述”的話，把它依年月抄入年譜，可起到“自報家門”的作用。關於章實齋著作寫作時地的考定，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章實齋本人很注重“以文為史”，強調文人作者在寫作時要留下寫作時間。他說，前人因不明此意，往往不在自己的文章後注上撰寫時間，所以後人在編定前人的文集、詩集時不得不竭盡心力，左右求證其寫作時間，才勉強理出個前後始末來，還不免有穿鑿附會、魯莽失實之處。至於“詩人寄托、諸子寓言”，本來就隱晦不明，閃爍其辭，給後人考定時代的工作更增添了困難。所以，故姚名達《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引言”，見《國學月報》第二卷第4期，1927年4月5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便後人得而考鏡也。但不幸的是，當時流傳的章氏著作的各個版本，絕大多數都沒有注各篇的撰述年月，這就給年譜的作者提出了一項任務。胡譜作了一部分著作年月的考定，但尚有許多有待進一步搜求資料來作出考訂。這就是姚名達所說的第一方麵。他作了很大努力，但尚未能將章氏著作全部考定出來。所以，所謂“著述表”，在姚譜中並沒有完成。然而，姚氏通過上述兩方麵的努力，使得姚譜以一萬多字——隻相當於胡譜的四分之三的篇幅，在記述事實方麵卻比胡譜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內容。
1928年6月開始，姚名達繼續作《章實齋著述考》，力求把章氏著作的每一篇都考出年代來。8、9月間，為了考定《文史通義》中若幹篇的年代，他專門到浙江民間去尋訪遺書的抄本，此行“犯暑蹈危，東奔西跑”，總算有所收獲，訪到了北京得不到的抄本，解決了不少問題。但要考出每一篇的年代來，幾乎隻是個“理想”，所以姚氏的《章實齋著述考》終未見正式發表，但其“著述考”的新收獲，都反映在《增補章實齋先生年譜》中。
就在同一年，商務印書館準備將胡譜收人“萬有文庫”，改排版式重新出版。胡適聞知後，即請姚名達為他的舊譜作增補工作，兩人並商定了增補體例。由於姚的資料都是現成的，所以在浙江回來後不久，隻用了兩個星期，就於1928年10月中旬完成了這項工作。但不知為何，這個增補本於1931年才正式由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史學叢書”的一種出版。
姚氏的原則是“增補”，對胡譜原文幾乎無所更動凡適之先生所遺漏的，當時尚未發現的史料，我都按照年月，分別插人原文，並不說明誰是新補，誰是原文。
3.小結
關於年譜的編撰，從1920年的內藤譜到1931年的胡著姚補譜，章實齋年譜真可謂越來越出落成一個“完滿潤豔的美人”。要說這幾個年譜的特點，內藤譜功在首創，以前輩專家廣闊深邃的學術敏銳和識見，提起了這樣一位久為世人忽視、遺忘的重要學者；胡譜功在創新，以大膽的實踐，擴充了曆來“年譜”這一體裁的內容及功能，特別是引述章學誠同時代學者，尤其突出戴震、汪中、袁枚三人的事跡，以及章學誠對他們的評語，使年譜不僅反映譜主思想，而且折射時代之思想學風；姚名達的工作體現了一位對章學誠研究鍥而不舍的學者的執著和功力。他對章學誠生平、事跡的考訂，尤其是關於實齋學術的師承關係以及實齋著作年代的考定、研究，可謂網羅縝密，取證詳實，很好地增補了內藤譜、胡譜的內容。
在此以後，還出現過吳孝琳的《章實齋年譜補正》，載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的《說文月刊》第二卷9至12期，以及孫次舟的《章實齋著述流傳譜》，載1941年9月《說文月刊》第三卷2、3合期。前者基本上是對於胡著姚補譜的補充和訂正，從體例到重要史料方麵都談不上有什麼創新，主要增補了章實齋的重要主張及對當時學術界相關人物的評論；後者主要記述實齋遺著的升沉顯晦、考訂事跡始末、版本源流，按年譜的形式分年編次，是一份章氏遺書流傳刊刻的年譜。但此譜不夠周詳，有詳其顯著略其沉晦的缺點。如上文述及之北京大學圖書館及燕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之抄本，均未提及。
章學誠的學術屬於清代學術中的浙東史學派，它大致是指清代產生於浙東地方，由黃宗羲開創，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繼之的一派學術。但浙東史學不僅是一個以地域為名稱的學術流派，更主要的是它們在學風上有自成係統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經世致用”的精神和反對“空談”，務必“求實”的治學態度。這些學風特色，在其開創者黃宗羲的學術中表現尤為突出，他在明末等政治腐敗、危機疊出之際，發表自己的憂患和思慮，揭露當時的弊端，提出“革新弊政”、“惠民圖強”等種種改革思想，顯示了鮮明的批判精神和反封建的啟蒙思想。浙東史學“務實”的治學態度，首先是從批判宋明理學特別是王學末流“空言德性”、“侈談性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惟有務實，才能更為適應明清鼎革之際激烈的社會鬥爭的需要，浙東史學派的一些學者就親自參加過反清活動，並因而受到迫害。政治鬥爭的實際遭遇，使他們不可能“為學術而學術”，而是“重人事”、“講實學”，主張以曆史研究達到鑒往知來的經世目的。
內藤湖南之所以在方法上推崇乾嘉樸學的同時，也如此這般地欣賞章學誠及浙東史學的學說，原因即在於：浙東史學這種“經世致用”的學風和“求實”的態度，與內藤湖南的學術主旨十分接近。可以說，正像內藤湖南在方法論上追隨乾嘉樸學一樣，其在為學旨趣上，與浙東史學也存在一脈相承的學術繼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