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的學術體係跨越多種學科領域，可謂博大龐雜。在中國學研究方麵，從對中國古籍的搜求考證，到對中國曆史的時代區分、中國文化發展大勢的論證、中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評論，以及在中國史學史、美術史、目錄學史、敦煌學、滿蒙史地等領域，都卓然有所建樹。在中國學之外，他的學問還廣泛涉及中日關係史、中日韓關係史以及日本史諸領域，對於邪馬台國的論爭、江戶時代町人的思想文化等都有獨到的見解。因此，從內藤湖南的學術體係看，本文的內藤湖南中國學研究，隻是內藤總體學術中關涉中國研究的最主要的部分，其中暫時空缺了上述之美術史、目錄學等部分的內容。
另一方麵，內藤一生從事過兩種職業，從明治二十年（1887）到明治四十年（1907）的整整二十年間，即內藤21歲到41歲之間，是新聞記者、時事評論員；自明治四十年起到大正十五年（1926）年，即41歲到60歲之間，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此後，以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的身份，在京都附近的相樂郡瓶原村自建的恭仁山莊棲隱八年而亡。也就是說，作為學者教授的內藤隻是他事業生涯的後一半，而且，在此期間，他仍然經常給報刊寫稿，保持著對新聞輿論界的影響。總之，作為輿論界一名有影響的評論員，內藤湖南一生以關注日本文化的前途及日本的對華政策為中心，對於佛教改革、條約改正、反對歐化、提倡國粹、社會主義、藩閥政治、地方自治、殖民政策、國民教育、文藝美術、學術獨立、日韓、日俄關係等重大社會問題，都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影響及於新聞輿論界、思想學術界，乃至日本政府的決策層。因此，從內藤二生的事業活動看，本文的內藤湖南中國學研究，隻是論述了內藤作為學者的一麵，而對於其在新聞輿論界、思想界的具體活動和影響，亦付闊卯。
在內湖南身後，日本學術界對他的評價和定位，不僅是一個“支那學者”、“東洋史學者”，而且，是將他作為明治/大正時期，在和、漢、洋三種文化空前交會的時代中，探求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出路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看待的。他的姓名和著作列人德間書店的《近代本的名著》、中央公論社的《日本的名著》以及朝日新聞社的《日本的思想家》、築摩書房的《現代日本思想大係》等叢書中。可以說，內藤湖南的思想、學術，承岡倉天心，大內青巒、三宅雪嶺、誌賀重昂、高橋健三、杉浦重剛、陸羯南、井上圓了等人，與同時代的正岡了規、中村不折、田嶺雲、夏目漱石、狩野直喜、高瀨武次郎、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西田幾多郎，乃至內杧鑒三、幸德秋水、堺利彥等人，共同創造了日本近代文化。內藤湖南無疑是日本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員。作為內藤湖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希望在本文作成之後，能夠看到中國人對於內藤湖南以及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日本思想、文化的更為全麵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