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職場，就意味著競爭和壓力並存。在職場生存中，要想做自己的貴人，拿破侖那句“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話同樣奏效。
隻要你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就免不了想要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不自覺地卷進職場政治。於是，一幕幕好戲從此上演：希望與失望交織、榮耀與羞辱並存、貴人與小人不期而至，這就要求我們重視職場修煉，拓展人脈、忍辱負重、加強學習、做好自己，方能進退自如，立於不敗之地。
學曆不等於能力
學曆，可以體現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但有高學曆不等於有高能力。一個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沒學曆，他必會更注重實踐能力，他更知道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到接近理論能力甚或超越理論能力的水平。當然，如果他受到過很多的教育，則更會明白實際工作中不斷地積累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剛進入文化公司做編輯那陣子，基本工資以學曆製定，我沒有大學學曆，隻好定在末級。但我一接手文字編輯的工作，就沒有怯場一說，因為從我應聘這個職位前，就已經泡圖書館攻克編輯這方麵的知識了。我的工作能力很快被公司老總和業務主任認可，工作分量隨之加重，加班加點是常有的事。第一個月拿的工資，自然就比預想的要多得多。待到轉正時，我已經能獨當一麵了。
發現自己的知識儲備欠缺，還是在那兩年編輯大型文史類圖書時，從出版社老編輯的指導及審稿意見中得來的。
那是編輯一套大型精裝本的中國古代野史，書稿是老板買的。稿子的質量參差不齊，通讀校對頗費工夫，沒有係統的文史知識素養，根本發現不了一些史實的錯誤。就這樣，稿子通讀三遍後，送交出版社審稿。當時是一個老編輯負責一卷本審讀，待一月後書稿返回時，隻審稿意見就是厚厚一遝。審稿意見中大到對內容的疑問小到標點符號，每一卷本都寫了密密匝匝的好幾頁。其中有對錯訛的改正，有對具體事件、年代、年號的質疑，有對遺漏的增補，有對重複的刪節，甚至還有一些學術上未了的爭端。我一看頭都大了。怎麼辦？那時還不會使用電腦，隻好購買工具書，從書中查閱校正，甚至將不能解決的問題集中起來去圖書館查閱。
那段日子，雖然辛苦，但很充實。工作時間我拚命工作，業餘時間幾乎全部交給了圖書館和海澱圖書城。漸漸地，我從工作中悟出了如何做一名好編輯的基本素質。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編輯工作能力的提高，絕非自身的知識儲備豐富而廣博，而在於平時一直在嚴格要求自己，加強自學，惡補缺少的東西，這才是我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得以遊刃有餘的關鍵所在。
這樣的日子過了近兩年，但我的工資還是維係在兩年前的水平，老總對這事根本不聞不問，於是我心裏便有了些不滿。但我明白要想拿到高薪，得靠自己的實力說話，我便開始尋求自救，自己策劃選題，向書商推薦。有一次我背著自己編輯的一部書稿去了盧溝橋，回來的時候已是半夜，幸好貴人無處不在，我幸運地搭乘了一位女士的車總算得以回城，不然那麼荒僻的地方不知要走多遠才能碰到一輛出租車。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家圖書工作室老板雖然對我向他推薦的選題沒多大興趣，但對我這個人產生了興趣。彼此在昆侖飯店約見後，我順利地成為了那個工作室的一名文字編輯。
那是千禧年的初夏，也是北京最美的季節，我離開了原來的公司並搬了家，來到了北京的東邊朝陽區生活著，工作著。工作室老板原是個搞藝術的，人不俗，人情味很濃，待我不薄，這讓我心裏感覺很溫暖。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多後，在我與老板的一位合作者不睦之時，原來的文化公司老總想轉型，三番五次請我回去主持工作，我猶豫了兩個月，去國展幫忙招聘了一批編輯後，又回到了原來的文化公司。這一步，等於走了一次回頭路。事實證明，這是一步錯棋。公司已擴大改組，老總高薪聘請了一位來自名校的才子當總裁，正在大規模實施擴張計劃。
我被安排在公司下屬的某個事業部做一名審稿編輯。
總裁是一個很有才幹很有想法，但欠缺管理能力的人。總裁和老總一起，共同構築公司未來的宏大藍圖。可以說是老總成就了他的總裁夢，他也助長了老總做行業老大的野心。一段時間，用躊躇滿誌的總裁的話說：兩人是天生的絕配搭檔。
我審了兩月稿，公司又把我調至總編室工作，負責管理錄排校對、掌控業務進度以及後勤管理等事，外帶審稿。
部門設置一多，管理人員就多起來，人浮於事的情況比比皆是。況且一個場地，幾個部門辦公，各個部門之間的利益紛爭更是層出不窮，真是幹活的眼紅不幹活的，不幹活的擾亂拚命幹活的。
可悲的是，各項目組為了趕書稿進度，哪管稿件質量好壞，隻要能算計到更多屬於管理者自己的項目經費結餘就行。審稿呢？誠如總裁所說一個爛中專生憑什麼對一個名校生的審稿質量指手畫腳？司空住能審出什麼？
總裁一般下午上班，晚上在辦公室上網過夜，是個典型的夜貓子。而老總則恰恰喜歡在很晚的時候來辦公室，這樣總裁熬夜工作的印象就成了老總嘉許的口實。這不知是一個巧合，還是其他，旁人不敢揣度，恐怕隻有總裁自己心裏知道了。
半年後，公司亂成了一鍋粥。有意思的是，總裁信任的一撥下屬，不給他爭氣不說，還盡添亂子，拖後腿。總裁卻認為這亂攤子是總編室管理不力，我真是有口難辯。試想都是平行部門，總編室與各事業部列為平級，誰授權我去管人家各部部長？起碼總裁沒有。
袒護應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對一個管理者來說。一味袒護自己喜歡的下屬，論門第，拉幫派，當是管理的大忌。
當然，我也可能是一時之氣，不夠寬容地看待他人。到底是自己人微言輕還是自己確實做錯了什麼呢？我不由得對自己深刻反省起來。畢竟，公司的利益高於一切，於是我不再說什麼了，忍氣吞聲，默默地做著自己份內的工作。說實話，我骨子裏希望公司發展壯大，自己也得一份實惠，兜裏鼓起來。但，還有一個“陰暗”的想法，那就是看到老總和總裁笑不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很快來到。
當公司花大力氣重點策劃推介的一套叢書，不能按期出版供貨時；
當經銷商一片怨聲載道、退錢退貨、賠償、責罵的雜音不絕於耳時；
當退貨從四麵八方襲來，訂貨會又冷冷清清，無人喝彩時；
當每到月底發不出員工工資，更不消說兌現年終獎時……
老總傻眼了，總裁蔫苕了。
但我卻笑不出來。
埃莉諾·羅斯福說過這麼一句話：“記住，倘若沒有你的同意，沒有誰能夠使你小瞧自己。”沒有學曆不等於沒有能力！我一向是這麼認為的，盡管有時候在唯學曆論的今天，可能受些委屈，但這又算什麼？因為我一直在努力！
找準自己的位置
不知有人注意到了沒有，許多人多年來可以換N份工作，到頭來，連自己都迷失了，竟不知道適合幹什麼，該幹什麼好？其實每個人在職場中都應該給自己一個準確的定位，找準自己的位置。因為心中有了一個明確的定位，失意時我們才不會一蹶不振，得意時也不會忘乎所以。找準自己的位置，才能體現自己的價值，明確自己的發展方向和奮鬥目標，這樣的人生才有希望。
1999年春節我回家過年後，返京時正值民工返城高潮。我在天漢車站逗留了兩天，才買到了一張回北京的車票。天漢車站廣場滿是黑壓壓的人群，檢票口前麵立著寫有“民工”、“軍人”兩塊牌子，意思就是農民工隊列和軍人隊列。我瞅一圈，竟不知道自己該站哪兒，軍人隊列肯定不行，農民工隊列多數都有領隊的。我屬於什麼？
無奈之下，我排在了所謂的民工隊列。下午5點的列車，我從上午9點半就開始排隊，此時的隊列已有七八米長。農民工多不講究，要麼席地而坐，要麼坐在行李包上，而我呢？隻有一隻箱子和一個軍用背包。箱子能否承受得重壓，我不敢嚐試，反正軍用背包裏麵裝的東西不能擠。隻好站著，實在累得不行，取出幾張報紙鋪在地上，勉強坐一陣子。午飯時分，雖然饑腸轆轆，可轉身看看身後又延伸了十幾米的隊列，一旦走開，隻好排到後麵去。若把箱包托付給這些來自外地的農民工幫忙照看，還真不放心。午飯隻好將就一下，吃了兩根火腿腸和麵包片充饑。
▲古人說三十而立。然而三十歲的我事業仍然無成，不過，我的信念卻還是那麼地堅定。
天陰沉沉的，坐在水泥地麵上，屁股下麵越坐越冷，隻好起身跺跺腳。這樣，站起坐下，坐下站起，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點鍾，終於開始安檢整隊了。車站的工作人員和一幫配合執勤的武警從隊前挨個向後檢查。
輪到我時，工作人員打開箱包例行檢查後，竟然莫名其妙地抬眼盯著我問：“你是幹什麼的？”
“這，有什麼問題嗎？”我不解地問，或許是濃密的大胡子招人眼的緣故。
“廢話，問你是幹什麼的？”工作人員眉頭一皺，大聲說。
“搞圖書出版的。”我說。我當時所在的文化公司，是出版社下屬的一個經營部。
“那你怎麼站在民工隊列？”工作人員過於嚴肅的說話態度使我有些緊張。
“隻有兩個隊列，我又不是軍人，那你說我該站在哪兒？”我也有些生氣了。
“我不管這麼多，反正你不能站在這兒。”工作人員不容分說，給身後的兩名武警戰士做了一個手勢，我幾乎是被脅迫著離開隊列，箱包也被胡亂踢到了一邊。
我像一個一錢不值的東西一樣，被扔在了一邊。那一刻，我覺得人格受到了極大的侮辱，我氣得渾身發抖。
“我抗議！你們把人還當人看嗎？什麼態度？什麼作風？”說歸說，怒歸怒，可人家隻是乜我一眼，向我揚揚手中的警棍而已。我立馬噤聲。那些民工都用複雜的眼光盯著我這個大胡子，似乎我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蛋，起碼不是一個好人。
看看亂糟糟的廣場，想今晚的火車不走不行呀。哎，還得想辦法。我咬牙切齒好一陣，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整理好箱包，尋找對策。
我叫住了一位走過來的工作人員，簡單述說了剛才被從民工隊列清理出來，不知該在哪兒排隊的疑問。這位工作人員說他也不知道，但他走了兩步又回頭來說：“你找找我們的主任吧。”
他們的主任是誰？我不知道，我連謝都忘了說，趕緊跑去問另一位拿步話機的工作人員，回答說：“東邊進站口，那位戴臂章拿對講機的女同誌就是。”
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給那位工作人員鞠了一躬，連道謝謝。
找到戴臂章拿對講機的女主任並不費事，我簡單說明情況，並掏出我的工作證。女主任親切地問：“就你一人？”
我點點頭。
“既然是做文化搞出版的，你就站在這兒吧。”說著女主任讓我站在了一個即將進站的隊列最前麵，並給我發放了安全通行證。
排在隊列後麵的人誰也沒說什麼，我就這樣順利進站上了車。想想挺滑稽的，上午9點半開始排隊，排了6個小時的隊，被一腳踢出來。臨進站前半個鍾頭，卻意外地站在了隊列的最前麵，第一個進站。
從那一次排隊候車的經曆，我總結出兩點：
一是凡事不能隨大流。跟在別人屁股後麵行事，不懂得機變應對，人的尊嚴很可能會被隨意踐踏，甚或根本無自尊可言。因為一個人有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標準，那就是看別人把你當作一個人還是一樣東西對待。台灣柏楊先生在《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中說：“人，之所以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嚴；第二是要尊重別人的尊嚴，而且是誠摯地尊重。”
二是要想在人才如雲的北京生存下去，必須給自己一個恰當的定位。我的優勢是什麼？自認為文筆還算可以，這是特長。最重要的是勤奮、踏實、真誠，這是值得肯定的一麵。但缺點也不少，譬如不善於變通，性子急躁，愛挑別人的毛病，很難交友。這樣一分析下來，也就是說，我隻有與真正的高貴者結交了，但這似乎不大可能吧，於是我鎖定自己就跟書打交道，因為似乎某位名人說過，書就是一個高貴的朋友。
小草紮根土地，鬆柏傲立雪霜，家雀棲枝聒噪，雄鷹長空搏擊，它們都給了自己一個準確的定位。同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應該找準自己的人生坐標，這樣才能保全自己的人格尊嚴，更好地實現生命的價值，活著才更有意義。
做好份內的事，任別人去說
做好份內的事，做最真實的自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這中間就引出一個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的問題。誠然，理解一個人很難，理解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更難，尤其是人在職場。於是世間便多了幾多誤會，幾多委屈，甚至幾聲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