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節卸掉虛名的包袱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關，很多人確實對利無興趣，不想發大財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權焉，不想致訓詞而接受歡呼焉。但對名卻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計弄到手。
原憲問什麼是可恥的事情，孔子說：“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國家的發展上了軌道，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就用不著了，我們不必去占住那個職位，可以讓別人去做了。如果仍舊占住那個位置，光拿俸祿，無所建樹，就是可恥的。另外，國家沒有步入正軌，而在位置上，對於社會國家沒有貢獻，也是可恥的。
可是說得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的。名利濃於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誰不好名呢？然而死後怎知身後名？因為好名，所以也就有了沽名釣譽的人，這虛名真正累壞了不少人，古往今來少有人能真的擺脫名利心。
柏楊先生也對虛名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關，很多人確實對利無興趣，不想發大財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權焉，不想致訓詞而接受歡呼焉。但對名卻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計弄到手。”確實，有些人可以抵製金錢的誘惑，卻不得不向虛名低頭。每個人都有一種被人承認與肯定的心理，這是正當的榮譽需求，一旦過度，就變成了對虛名的追求。虛名如一件心靈上的包袱，在世間行走的過程中，不斷加重，直到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
有一個書生因為像晉人車胤那樣借螢火夜讀，在鄉裏出了名，鄉裏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為。一天早晨，有一人去拜訪他，想向他求教。可是這位書生的家人告訴拜訪者，說書生不在家，已經出門了。來拜訪的人十分不解地問：“哪裏有夜裏借螢火讀書學一個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時光不讀書卻去幹別的雜事的道理？”家人如實地回答說：“沒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要捕螢，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黃昏的時候就會回來的。”
這個故事讀來令人啼笑皆非，車胤夜讀是真用功、真求知，而這個虛偽的書生真的好學到這種地步嗎？放著大好的時光出門捕螢，黃昏再回來裝模作樣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名”是有了，但時間一長肯定會露出馬腳。
有真才實學的人是用不著去用所謂的“虛名”來證明自己的學問或者是優秀之處的。放眼那些有真正實學的名人、偉人，他們都是對虛名抱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的。恩格斯一直都極其反感別人稱他為“導師”，他在給普列漢諾夫的複信中，第一句話便是：“請您不要稱我為導師，我的名字叫恩格斯。”曾兩次榮獲諾貝爾獎的居裏夫人，把金質獎章給孩子當做玩具，且語出驚人：“我是想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榮譽就像玩具，隻能玩玩而已。”揚名天下的弘一法師，對“法師”、“老法師”等此類的名稱十分反感，總是要求別人在寫書或稱呼他時除掉。
在中國學術史上鼎鼎有名的錢鍾書先生，對待虛名的態度較之其他排斥虛名的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照相機式的記憶力，橫貫中西古今的博學，滔滔不絕的口才風靡海內外。有外國記者如是說，“來到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看萬裏長城，二是見見錢鍾書”，簡直把他看做中國文化的“奇跡”與象征。一些人不遠萬裏，從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地來“朝聖”，然而，他卻常常閉門謝客，避之唯恐不及。
曾有一次，一位英國女士來到中國，給錢鍾書打電話，想拜見他，錢鍾書在電話中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見他。於是，他不是客客氣氣地辭謝，就是借故以病推托，甚至毫不客氣地拒絕。記者們偶爾采用“突然襲擊”的辦法直闖上門，他便立在門口，小談片刻，時刻作出“送客”的姿態；或放進客人，又緘口不言，絕不談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創作情況，常常弄得記者們狼狽不堪，空手而返，很難有什麼收獲。
名人對待虛名的態度不禁讓我們想到對煤的讚言：煤，從不披上華麗的外衣，稱它黑子，它毫不介意；讚它烏金，也不沾沾自喜。為了把光和熱能貢獻給人類，心甘情願地化為灰燼、塵泥。的確，做人也應該像煤一樣，唯有卸掉那些附著其上的東西，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功用。卸掉心靈上虛名的包袱，人生自然多幾分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