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康有為心於變法維新的時候，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勢力已在磨刀霍霍，著手部署力量，準備發動反動政變。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後率領大批隨從，從頤和園直人紫禁城，將光緒帝囚禁於瀛台，並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搜捕康有為。康有為被迫出逃，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夭折了。
百日維新期間所進行的教改，除京師大學堂外，全被頑固派推翻了。晚年的尊孔讀經活動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的思想日趨保守。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思潮開始興起，他不但不能跟隨時代的步伐前進，相反往後倒退。從1901年至1902年，康有為把儒家經典捧了出來，接連寫了《中庸注》、《孟子微》、《論語注》、《大學注》等書。他企圖利用孔、孟思想作為抵製革命的思想武器，與清朝統治者所提倡的尊孔讀經緊密配合，遙相呼應，在思想界、教育界掀起一股尊孔複古的逆流。
1905年，保皇派機關報《新民叢報》在一期中專門摘錄了孔、孟、程、朱、陸、王等人的話，鼓吹尊孔讀經。在民主革命的洪流麵前，康有為企圖阻止曆史車輪的前進，成為狂熱宣揚尊孔讀經的吹鼓手。
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有為麵對勢不可擋的革命形勢，惶恐不安，他狂呼：“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為了恢複帝製的統治秩序，他竟提出“尊孔氏衍聖公為帝”的主張，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保存中國。
1913年，康有為擔任孔教會會長，在上海出版《不忍》雜誌，發表了一係列鼓吹尊孔讀經的文章，反對共和，提出保存國粹，為複辟帝製製造輿論。
1917年，康有為與張勳策劃清帝溥儀複辟，不久失敗，此後十年，他漫遊全國各地，或參拜孔子於曲阜，或營別墅於杭州，還曾“覲見”廢帝溥儀，參加恭祝“聖壽”活動，到處向思想界、教育界發表演說，老調重彈，並大量搜羅古董。其實，此時的康有為本人也已成為古董了。
1927年3月31日，孤獨的康有為病死於青島，終年70歲。
近代教育家梁啟超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深秋，湖南長沙時務學堂內生機盎然，40名青年學生端坐在講堂內，凝神注目地傾聽著新任漢文總教習梁啟超先生的講述。這位年輕的啟蒙思想家據座髙談，援古證今，博聞雄辯，滔滔萬言，時而以流暢易曉的語言發揮著《春秋公羊傳》、《孟子》的微言大義，宣傳“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的資產階級變法主張；重時而列舉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實例，闡述學西方、開民智的民權主義思想。他胸中蘊藏著的火一般的熱情感染著在座的每個學生，他那飽含革新精神的話語激蕩著每個青年的心房，鼓舞著他們奮起，去衝破封建舊勢力的束縛，踏上改良主義的新路。從科第名士到萬木草堂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生於同治十二年（1873年）廣廣東新會縣人，自幼跟隨擔父、父親讀書，喜攻經史，把科舉仕宦看作平步青雲之路，11歲時以童子身分應學院試，考中了秀才，補了博士弟子員，一時讚譽盈耳。12歲到廣州進了學海堂讀書，他在這裏學的是詞章訓詁、典章製度，受的是考據、辨偽、輯佚、補正等訓練，比枯燥的八股文有趣多了。四年的學習生活牙闊了眼界，打下了堅實的漢學基礎。16歲那年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鄉試，一科便中了第八名舉人，少年科弟，春風得意。
就在他科考一帆風順之時，結識了康有為，使他的生活道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光緒九年（1890年），17歲的梁啟超進京參加會試，落榜之後回到廣州。8月的一天，他在好友陳千秋的陪伴下去見康有為。康是當時今文經學大師，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創始人，他好發奇怪之論，吸引了大批思想活躍、熱切追求真理的青年。一見之下、狐辰時談到戍時，康有為話鋒懾人，對數百年來流行的舊學的思想基礎"~予以駁詰，將梁啟超視為根本乾嘉樸學斥為無用。這番議論，猶如冷水澆背，又像是當頭棒喝，使梁啟超一時失去了依恃，茫然不徐特；8知所從，以至長夜不眠，但他終於被康有為的思想和學識征服了，於是毅然脫離學海堂，投入康有為門下，在康創辦的萬木草堂學習了4年。在這裏，他耳畔聆聽的是托古改製的宏論，曰夕所讀的是西方自然科學、政治學知識。通過學習和思考，他不僅全麵接受了康有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而且全麵接受了康有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成為開創近代維新教育的先驅者，桃李滿天下的一代名師。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署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正在北京趕考的康有為、梁啟超聯絡十八省的12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要求拒簽對日和約。康有為連夜起草了萬言書，由梁啟超等人抄出呈送，這就是震動朝野的“公車上書”。此後，梁啟超協助康有為組織團體、創辦刊物，為推動維新變法而奔走。
執教時務學堂
燊啟超任務學堂漢文總教習時，雖然年僅25歲，但是已經是著名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領袖人物了，人們把他和康有為並稱為“康梁”。在赴湖南之前，他就與康有為商定了時務學堂的教育方針和教育方法，就聘之後，便仿效康有為當年創辦萬木草堂的榜樣，把時務學堂辦成了當時最負盛名的新式學校，成為培養維新人才的搖籃。梁啟超像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反對舊的科舉製度，反對陳腐的八股文，他為時務學堂製定的辦學方針是拋棄通行的四書五經，以孔學、佛學、宋明理學為體，以西學、史學為用，重視研究今文經學，批判古文經學，這與通行的那些以為—霣裏人物能事，以科舉為唯一門徑的學堂是有天壤之別的。他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培養對國家、對民族有用的“中西兼通”的人才。怎樣才能中西兼通呢？這從他的《讀書分月課程》中可以看出。他指導學生讀書，國學方麵的有《禮記》、《春秋繁露》、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諸史列傳、諸子名篇，《宋元學案》及《明儒學案》等等；西學方麵的有《萬國史記》、《列國歲計政要》、《格致須知》、關於聲、光、電、化的著述及容閎、嚴複等人的譯著等等，二者兼學，不可偏廢。
梁啟超在教學方法上強調循序漸進，把學堂中的功課分為“普通學”相“專門學”兩大類，學生首先學習“普通學”的各門功課，掌握了必要的基本知識之後，再根據每個人的誌願和特長，分別學習各種“專門學”的課程，以充實專門知識，以便做到學有所長，學有所用。為了全麵擴充學生的知識，開拓他們的眼界，他要求學生讀書要做到精讀和泛覽結合，他引述康有為的話說：讀書要特別注意精讀、泛覽這二條，讀書不精就不能有所成就，不博覽就不能觸類旁通。
梁啟超在堂上開講，每日4小時；縱論古今，博引中西，餘音繞梁；趣味無窮。堂下則批答作業。他要求學生讀書以自學為主，讀書要做劄記。他自己通過檢查作業來了解學生，並用批答作業的形式與學生交流思想，在批語中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