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共領袖周恩來正在重慶著家岩，淘行知經常去看望周恩來，向他請教，“去時腹空虛，回時力無窮”，每次都得到周恩來的鼓勵。1940年秋季，周恩來和鄧潁超還親自去北碌看陶行知和育才師生，對育才學校表示極大的關懷與支持。1943年，在最困難時期，陶行知在思想和行動上仍然和黨保持著聯係，有人見他辦育才實在辛苦，勸他去延安。他卻說：“我若一走，“學校的師生都要遭殃，！育才學校可能和曉莊學校一樣，，被蔣介石封閉，所以我非在這裏頂下去不可。為新中國培養人才；我吃點苦，何妨？”有人對他說：“不必背這石頭遊泳了！”他說：“不！我是背著愛人在遊泳呢。”
在艱苦的時刻，陶行知動員育才師生開荒生產，解決了生活上部分困難；廣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鞠躬盡瘁民主魂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破壞和平，挑起全麵內戰，陶行知一直站在反內戰、爭民主運動的前列，主持和發行《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周刊。1945年冬末，“生活教育社”在重慶舉辦“民主講座”，聽講的一些年輕人要求組織起來，係統地學習，陶行知便與李公樸、方與嚴、金秀堤等人開始籌辦社會大學，並很快組成了以馮玉祥為董事長，包括史良、張瀾、沈鈞儒等在內的校董會，推舉陶行知、李公樸分任正副校長，聘請了30多位知名的專家學者，有鄧初民、華崗、許滌新、王昆侖、侯外廬、章乃器、胡風、何其芳、駱賓基、艾蕪、曹靖華、孫起孟、陳翰伯、張友漁、章漢夫等，陣容之鼎盛，為屆內文科大學少見。1946年1月15日，重慶社會大學誕生了。陶行知借用《大學》上一句話，闡明社會大學的宗旨：“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
在創辦社會大學的同時，陶行知想把育才學校搬到上海，便攜夫人吳樹琴離渝赴滬，與地下黨取得聯係，日夜忙著演講，奔走國事。麵對不斷高漲的民主運動，國民黨的血腥鎮壓更加變本加厲了，在昆明暗殺了李公樸和聞一多，接著傳來上海的黑名單，陶行知名列第三。但他毫無畏懼，置個人生命於不顧，到處奔走呼籲，要和平與民主，朋友們勸他提防“無聲手槍”，他卻大義凜然地說：“我等著第三槍!”在他給育才學校全體師生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公樸去了，昨今兩天有西方朋友向我報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確實，我會很快結束——”我的生命，我提議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隻要我們肯為民主死，真正民主就會來到。”由於困苦生活的折磨和勞累過度，陶行知於1946年7月25日，因腦溢血突然逝世，終年55歲。
陶行知去世的當天，周恩來和鄧穎超特意趕來向遺體告別，周恩來俯身拉著陶行知尚未十分僵硬的手，嗚咽地說：“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經對得起民族，對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業，會由朋友們，由你的後繼者堅持下去，開展下去的。”陶行知的主要著作有：《中國教育改造》、《古廟敲鍾錄》、《齋夫自由談》、《行知書信》。《行知詩歌集》等，另有論文幾十篇，是我國一份寶貴豐富的教育遺嚴。
陶行知為人民的民主、為人民的教育事業艱苦奮鬥了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而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和高度評價。毛澤東稱他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宋慶齡稱他為“百世師表”，周恩來稱他為“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郭沫若讚他為”兩千年前的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是“孫中山死後的孫中山”。
也許，由於陶行知以“愛滿天下”的胸懷，對國家、對民族、對同誌、對朋友、對人民愛得那麼真誠、那麼熾烈，所以，他的朋友與同誌們對他愛得也如此真誠、熾烈。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陶行知，那顆愛心，的確象無段的美玉一樣一潔白、晶瑩、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