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聖武記》以後，緊接著，魏源不負林則徐之托，又於1843年初編賽成《海國圖誌》50卷，並先後增補成60卷和100卷本，近百萬字。該書在當時既是一部世界史地知識大全，又是一本為反侵略鬥爭提供各種應敵方略和情報資料的海防總彙。內容主要包括二方麵：（1）自己創作撰寫的部分，即《籌海篇》及各篇總敘、後評和文中夾往。（2）資料彙編部分，它彙集了當時所能搜集到的各種外國史地記載6編排時，由近而遠，先南洋、印度地區，然後依次是非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各國。並根據反侵略鬥爭的需要，分類介紹船炮、火輪船、地雷、水雷、望遠鏡等西方科技：明與製造技能工藝，還附有地圖70餘幅，船炮器藝圖式數十種。其所記載的東西，今天看來自然箅不了什麼，但在當時中國人從上到下普遍都缺乏世界知識的情況下卻很了不起。特別是書中所提供的資料和地圖，大多出自英、美、德、葡萄牙等國人的著作，因而比較詳細準確，遠非此前同類著作中點點滴滴涉略海外情況甚至充滿了奇談怪聞可比。最為可貴的是，魏源還在書中提出了一係列反侵略的戰略戰術，如主張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牽製侵略者，以及“師夷長技”，即努力學習西方近代先進科技特別是造船、造炮等工藝技術，來提髙防衛能力等。在介紹西方工業機器大生產以及英、美等茵的議會民主政治製度時，更表露出明顯的羨慕之意。
《聖武記》和《海國圖誌》的刊刻問世，在晚清知識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風。前者作為中國近代第一部較係統記載道光以前清朝軍事史的私家著述，打碑了原先史學界隻注重古史考證的沉悶氛圍，開啟了學習和研治當代史的新風氣。厴者則成為晚清進步知識分子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和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基本啟蒙書。19世紀50年代，這兩部書還傳入日本，被廣為翻刻，對日本思想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844年，魏源參加禮部會試，中了進士，被分發到江蘇揚州東台任知，1849年，改任興化知縣。興化地勢低掛，靠近高郵、洪澤兩湖，秋天稻熟季節，常患水災，嚴重影響收成。為此，魏源在當地設法加固湖堤，並重築運河兩堤，有效地控製了水情，保障了秋收，受到士民百姓的稱讚。後米，又因實施鹽法改革等有功，升任高郵州知州。這時，他已57歲，由於連年操勞過度，身體日趨多病。
1853年，太平天國軍攻克南京後，分兵北伐與西征，其部隊一度逼近高郵。從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利益出發，魏源立即在當地積極組織團練，部署抵抗太乎軍。雖然他已為清朝統治集團效盡了犬馬之勞；卻仍不免為過去和他有嫌隙的淮陽兵備道以遲誤驛報奏劾罷官。第二年，他才被主持安徽軍務的欽差太臣周天爵請去擔任幕僚、參與鎮壓太平軍，並官複原職。不過，這時他已年邁體衰，加之對時局有些失望，不久便辭職與全家避居興化。
在魏源擔任高郵知州期間，還利用公事之暇，致力改編明初官修正史《元史》，編成了廣部百餘萬字的《兄史新編》，目的在於總結元朝興滅的經驗教訓，為清統治者提供曆史借鑒。這部史書的思想內容並無大的特色，：但在編籌方法上卻頗有可取之處，主要是在紀傳體史著中吸取了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某些長處，把元代紛雜的人物分幾個時期按若幹重大事件或類學列成“類傳”，既反映了元代曆史的一些特點〖又理清了線索頭緒，因而受到後人的稱讚。不過這本史書，他生前並未完全定稿，直至他死後40多年，才經人整理修補刊行。魏源的最後幾年，是在參禪念佛中度過的。後來幹脆遷居於杭州的佛寺僧舍，終日閉目澄心，不聞政事，絕少與人往來，於1857年悄然去世。
倡導一代經世學風的大學者，最後居然走上了信奉佛教，尋求“出世”精神解脫的末路，個中的原因確值得人回味。應當說，它既是魏源晚年目睹封建統治江河日下、回天無力而趨於失望的寫照。也是一出時代的悲劇。和國近代史學家徐繼會
取法東瀛，導引國人——黃遵憲（1848—1905）
1875年春，英國派駐北京的使館翻譯馬嘉理，從北京取道雲南，前往緬甸接應英國遠征隊，然後，不經中國政府同意，擅自率軍闖人中國境內。在遭到雲南邊地群眾阻攔時，他們竟開槍打死多名中國人。當地群眾憤起抗爭，殺死馬嘉理，驅逐侵略者，這就是近代史上的“馬嘉理事件”。事後英國政府借此向中國提出多項不合理要求，清政府派出權臣李鴻章前往煙台，與英國公使威妥瑪進行談判。這時，旅居山東的一位廣東秀才，憤於英國人的無理要求，以布衣身份前往拜會李鴻章，指天畫地，慷慨激昂，陳述外交大策，令李鴻章十分佩服，他走後，李鴻章對人感歎：此人乃天下一霸才。這個人就是近代著名史家、詩人、外交家黃遵憲。
黃遵憲，字公度，自署人境廬主人，廣東梅州人。祖父以經營典當業起家致富，父親為晚清舉人，做過知府。黃遵憲從小受到嚴格的正統教育，小小年紀已被譽為裏中才子。16歲開始從事學術研究，斥責宋明理學和漢學都不是孔子之學，學這些東西於天下大事、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因而常與友人倡言，當改革教育，廢科舉，培育意氣風發、補弊起衰的時代英才，淘汰顢頇無用的腐儒庸奴。1865年，黃遵憲剛剛成婚數日，太平軍餘部汪海洋率軍攻克黃遵憲家鄉，他全家逃難至大埔，後又往潮州，次年同鄉，經過多次變救，黃遵憲家道中落，生活一天天艱難起來。這幾年，他多次參加鄉試，屢試不中，落泊不得意。太平軍雖然被曾國藩鎮壓下去，但他們旌旗遍野、縱橫馳聘大江南北數十年仍給黃遵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維護鞏固風雨飄搖的清政權成為黃遵憲十分關心的—大問題、另一方麵，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洋侵略者挾其船業紛紛叩關人華謀取權益，使中國麵臨數千年來未曾風辯妥變局，如何應付海上來敵也是黃遵憲思考的一大問題。1870年，為研究天津教案，他找來《萬國公報》和江南製造局譯刊諸書，披覽研析，從此眼界大開，明天下大勢，開始專注外交時事。
1874年，他與友人胡曉岑等浮海北上，經天津人北京，參加廷試，未能取中。其時，他父親供職農曹，黃遵憲遂留寓京師，次年又往煙台小住，在那裏認識了龔易圖、張蔭桓，常與之抵掌而談當世時務，相互之間，十分投機。煙台為北方海疆要衝，習聞外事，黃遵憲常慷慨指陳，海禁大開，外人中土，如履戶庭，若不留意外交，勢難安內。“馬嘉理事件”後，他直詣李鴻章陳述外交大計。這位青年人的銳氣、識見和外交才能，漸漸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1876年，在他中舉人的次年，就被駐日副公使何如璋任為參讚，隨同使日，從此開始了他十幾年的外交使節生涯。
在日本，他與當地士大夫廣為交遊。其時正值日本明治維新之際，倡言民權變法，黃遵憲初聞頗為驚駭，既而遍閱盧梭、孟德斯鴻著作，心誌為之大變，從此也主張太平世必在民主。他曾對何如璋說，中國一定會變從西法，要麼像日本變法自強，要麼如埃及被逼變法，要麼似波蘭被他人瓜分，中國情形如何，雖不敢定，但變是必然的。1879年，他結識了飄零異國的江南名士王韜，二人一見如故，交遊宴飲幾無虛日，每酒酣耳熱之際，放歌吟詩，暢談天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