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1916年11月，伍廷芳應邀北上，出任段祺瑞內閣的外交總長。他總結幾十年外交活動的經驗，認為外交家即便在酬酢之際也不能以語言示弱。有一次，外交部宴請各國公使，京內各部長及政客名流身著西服作陪。席間，某國公使譏諷中國朝野穿西裝不合格。伍廷芳雖不喜歡穿西裝，但認為此話有辱國格，便立即回擊道：“我出使時，貴國穿西服的人士有，夥夫，的雅號（指穿的西裝不合格，像汽船上的夥夫、當時你還年幼，想來不知道罷。百下世界漸趨大同，我國人也多更改服飾，與歐美相比，形式不相上下，大概可免稱，夥夫，了吧。”一席話，說得對方啞口無言，在座中外人士對之肅然起敬。
不久，段祺瑞與黎元洪就對德宣戰問題，釀成“府院之爭。”段祺瑞指派軍警包圍國會，毆辱議員，企圖逼使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伍廷芳對此極為不滿，支持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內閣總理職務，並於1917年6月暫行代理。黎元洪為了對付段祺瑞，電召張勳入京調停時局。不料，張勳競逼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國會。按規定，總統的命令必須經總理簽署才能生效。黎元洪以為伍廷芳仍會支持自己，所以又請他副署。而伍廷芳出於對軍人幹政的憤慨，嚴詞拒絕。黎元洪一再懇請，甚至提出以其子伍朝樞為外交次長為交換條件。伍廷芳認為這是對其人格的侮辱，堅決不答應。黎元洪又命王士珍和江朝宗前往遊說。伍廷芳斬釘截鐵地說：“職可辭而名不可署，頭可斷而法不可違。”急得江朝宗跪地哀求，伍廷芳雙眼一閉，不予理睬。黎元洪毫無辦法，後來由江朝宗出麵副署，才算了事。
張勳進京後，北洋政府由李經羲組建內閣，但尚未任命新的外交總長就發生了複辟事件。伍廷芳悄然離京抵滬，仍以合法的外交總長自命，並發表通電，宣告繼續行使職權。這下可惹惱了北洋政府。複任總理的段祺瑞急忙通電否認，並請馮國璋就近製止。馮函請伍廷芳到天津“國務院臨時辦公處”任職，否則交出外長印信。伍廷芳認為交出印信實屬違法之舉，當然更不肯去聽任段祺瑞擺布。北洋政府無奈之下，最後由馮國璋以代總統名義，下令解除伍廷芳外長職務，才了結此事。
親曆民初政局風雲變幻，目睹軍人幹政踐踏約法，伍廷芳痛心疾首，轉而支持孫中山發起的護法運動，表示將竭盡智誠輔佐其救國事業。1917年9月，出任護法軍政府的外交部長。次年7月，伍被推選為軍政府七總裁之一。1921年5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伍廷芳任外長兼財長。孫中山赴桂林督師北伐期間，伍廷芳曾一度代行其職。就在此時，陳炯明因阻撓北伐，被孫中山撤職。陳炯明伺機策劃武裝叛亂。在這緊急關頭，伍廷芳憂形於色，積極奔走，勸說陳炯明以大局為重。陳木聽勸告，於1922年6月16日下令炮轟總統府。眼看護法大業再度受挫。北伐壯舉又成泡影，年已八旬的伍廷芳痛楚萬分，鬱憤成疾，於6月23日溘然長逝。
伍廷芳一生，親身經曆了清末民初急劇動蕩的社會大變局，參與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他涉足洋務活動，促進了近代交通事業的發展；他駐節域外，力爭國家利權；他參預法律改革，推動了中國法律的近代化；他傾向革命，讚助共和，促成了南北統一；他拒絕副署，維護約法，顯示出一位正直政治家的凜然氣節，得到了時人的高度讚譽；他與時俱進，以暮年高齡迫隨孫中山，匡世救國之誌至死不泯，尤為後人所敬仰。
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
1872年至1875年間，容閎受清政府派遣，率120名幼童赴美留學。這些幼童後來大多因故中途輟學回國，默默無聞，但也有幾人留名史冊。活躍於清末民初政壇的唐紹儀就是其中一個。
唐紹儀（1861—1938），字少川，廣東香山（今中山市）唐家灣人。宣統即位，因避溥儀諱，改名唐紹怡，辛亥革命後恢複本名。唐紹儀留學美國期間，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1881年回國。1885年任職於天津稅務衙門，後赴朝鮮辦理外交事務，受到袁世凱賞識。曾協助袁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1900年，升任津海關道，辦理涉外事宜，頗有政績。1904年，受命為全權議約大臣，赴印度與英國代表談判有關西藏問題。英國一直企圖在西藏擴張勢力，並與西藏地方當局私自訂立了《拉薩條約》。唐紹儀指出這一條約是非法的。他指出，清政府在西藏設駐藏大臣，曆代達賴、班禪均由中央政府冊封，這一切足以證明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無可辯駁的事實迫使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在談判過程中，唐紹儀堅持嚴正立場，但又不失靈活性，一改以往清政府對外交涉中一味求和的態度，獲得朝野人士的一致讚賞，被譽為“新型外交家”。唐紹儀回國後升任外務部右侍郎，參與外交決策。
1906年，唐紹儀出任稅務會辦大臣，整頓全國稅務，尤其是海關稅務。唐紹儀認為，海關是中國的海關，聘用的洋人理應歸中國節製。在他爭取下，設立了統攬全國稅務的總署，並電召總稅務司及各省稅務司進京聽訓。當時，英國赫德操縱著中國海關，他擔任總稅務司已長達40多年。清政府賞他頭品頂戴，太子少保、尚書銜，地位遠在唐紹儀之上。唐紹儀有心刹一刹這位洋大人的威風。赫德進京拜謁，唐故意避而不見。次日又來，唐仍不見。赫德非常納悶，托人探問原故。唐紹儀傳話道：“總稅司在中國做官已四十餘載，難道對官製還不明白嗎？稅務總署，實為全國稅務的最高衙門，稅務會辦大臣，實為總稅務司的直接上司。按照慣例，下屬初次拜見上司，必須用手本（一種列有官銜的大紅書），否則就是違例。希望總稅務司遵照辦理。”赫德無可奈何，隻得遞上手本請見。赫德以往晉京拜謁清廷官員，都受到特殊禮遇，各衙門按賓主之禮，開中門延見。但唐紹儀不理這一套，命赫德從側門晉見。赫德暗中叫苦不迭，以為唐紹儀有意刁難，卻也奈何不得。此後，海關事務的實權雖仍在赫德手中，但形式上必須得到稅務大臣認可。這為日後收回海關管理權創造了條件。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凱。在袁世凱的軍事壓力下，南北雙方商定停戰議和。一度賦閑在家的唐紹儀受命為清朝的全權代表，前往上海，與民軍方麵的全權代表伍廷芳進行議和。談判中，唐紹儀表露出明顯的共和傾向。他對伍廷芳說：“我留學美國時，就接受了共和思想”。正是在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下，唐紹儀對南方提出的主張多持讚同態度。他的立場，對協議的迅速達成起到推動作用。南方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後，袁世凱借口唐紹儀越權，取消其代表資格。此後，唐紹儀仍留在上海，繼續參與秘密談判，為清帝退位和袁世凱奪取政權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