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我國足球教練高豐文，率中國足球隊南下。在與香港隊大戰前夕，香港有位記者想探聽“軍情”，便問高豐文：“你將怎樣對待香港隊慣用的打法？”高豐文反問道：“你說香港隊的慣用打法是什麼呢？”這記者冷不防被問住了，隻得改口退守：“大概是防守反擊吧。”高豐文立刻補上一句：“我不是郭家明（香港教練），我不知道他如何布陣。但是不管香港隊怎樣變化，我們都一樣準備。”
記者想打探中國足球隊如何應付香港隊的慣用打法，高豐文抓住對方提問的“慣用打法”這一不嚴密的說法，讓記者自己作出解釋，記者沒想到問題反而會落在自己身上，氣勢立刻短了幾分，高豐文因此也能夠非常從容地按著自己的意願作答。
（9）留有餘地：進攻時別忘留退路
在某些特定場合的提問中，常有令回答者在應答上左右為難的情況，尤其是某些選擇性的問題，由於各選擇項所代表意義的特殊性，不管我們傾向於哪一邊，都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那麼，遇到這種“兩難”的情況時，該如何應對呢？我們不妨跳出“非此即彼”的框框，分別肯定雙方的優點，在一個動態性較大的前提下，將答案說得靈活可變，為自己留下收縮自如的退路。
顧維鈞是我國外交界的耆宿。他在擔任駐美大使時，有一次參加各國使節團的國際舞會，與他共舞的美國小姐突然問他：“請問您喜歡中國小姐，還是美國小姐呢？”坦白地說這個問題不好回答。若說喜歡中國小姐，會立刻得罪美國小姐；若說喜歡美國小姐，實乃違心之論。顧維鈞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論是中國小姐，還是美國小姐，隻要喜歡我的，我都喜歡她。”
本例中，“中國小姐”和“美國小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身為駐美公使的顧維鈞如果草率地予以回答的話，很有可能有辱使命或者得罪對方。因此，他沒有按照固有的模式從這二者中選擇一個，而是跳出提問的框框，一概而論，表明，隻要她“喜歡我”，“我都喜歡她”，從而輕鬆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10）模糊回答：不要硬充太明白
說話過程中，尤其是在一些質詢性的論辯中，經常可以碰到一些不能直接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一時無法回答但又必須回答的問題，這時候，論辯者可以巧妙地使用模糊論辯進行答對。
模糊應答，往往體現了說話者的機智，情急生智，應變自如，令人回味。
阿根廷著名的足球運動員迪戈·馬拉多納在與英格蘭球隊相遇時，踢進的第一球，是“頗有爭議”的“問題球”。據說墨西哥一位記者曾拍下了“用手拍人”的鏡頭。
當記者問馬拉多納，那個球是手球還是頭球時，馬拉多納機敏地回答說：“手球一半是迪戈的，頭球有一半是馬拉多納的。”馬拉多納的回答頗具心計，倘若他直言不諱地承認“確係如此”，那麼對裁判的有效判決無疑是“恩將仇報”。但如果不承認，又有失“世界最佳球員”的風度。而這妙不可言的“一半”與“一半”：等於既承認了球是手臂撞人的，頗有“明人不做暗事”的大將氣概，又在規則上肯定了裁判的權威，亦具有了君子風度。
模糊應答以收縮性大、變通性強、語義不明確的詞語，回答一些不能直接回答又必須回答的問題，從而化解矛盾，擺脫被動的局麵。
（11）避而不答：王顧左右而言他
說話過程中，當對方有意無意地觸到我們心中的隱痛、忌諱或者自己不願回答的問題時，如果一時沒有好辦法應答，那麼，就幹脆避而不答。或者沉默不語，表示無聲的抗議；或者轉移話題使在場者的注意力從自己身上挪開。問話者見我方對其問題不予理睬，在尷尬的同時會很快意識到自己的魯莽和無禮，從而不再追問。
某單位一女工結婚，在單位散發喜糖，剛巧該單位有一位尚未談到對象的33歲的大齡女青年。大家吃著糖，突然一位中年科員笑著對那位女青年說：“喂，什麼時候吃你的喜糖？”大家都望著那位女青年。那位女青年臉微微一紅，把臉轉向鄰近的一位女同事，然後指著那位女同事身上的一件款式新穎的上衣問：“咦？這件上衣什麼時候買的？在哪個商店買的？”兩個人便興致勃勃地談起了那件衣服。
在大庭廣眾之下問大齡女子何時結婚確實是件很不禮貌的事情。女青年碰到這個尖銳的問題時，處境十分尷尬，回答不好可能會引起大家的閑話，再說這事也沒必要讓大家來參與。於是她立刻把話題轉移到同事的衣服上，借以回避對方的無聊問題。問者受到毫不掩飾的冷落，自然也認識到自己的失禮，沒有理由責怪女青年對自己的置之不理。
（12）借題誇張：順著杆子爬上去
對於那些毫無根據，又極具挑釁性的提問總是會激起人們的反感，但是直接的指責反而會顯得自己涵養不夠。所以，我們不如根據對方的詰問，為自己編造一個更嚴重的罪責，嘲諷對方無中生有、不講禮貌，表達我方對這種無憑無據的問題的極大憤怒和拒絕回答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