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輪談判中，中方代表首先駁回英方所謂打錯型號的托辭，接著一針見血地指出，英方的錯誤在於把有設計缺陷、未做改裝的發動機賣給客戶，卻按改裝後的價格收費。在第二輪淡判中，中方代表頂住了英方的“疲勞轟炸”。用大量數據說明改裝是成功的，並從技術上論證廠英方的設計缺陷，在此後的多次談判中，麵對英方的大喊大叫，胸有成竹的中方代表沉著應戰，據理力爭，最後，終於使英方認錯並賠償了中國民航的損失。
案例十三 從名醫勸治的失敗看語言溝通
我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有一位著名的醫生，他的名字叫扁鵲。有一次，扁鵲謁見蔡桓公，站了一會兒，他看看蔡桓公的臉色說：“國君，你的皮膚有病，不治怕要加重了。”蔡桓公笑著說：“我沒有病。”扁鵲告辭走了以後，蔡桓公對他的臣下說：“醫生就喜歡給沒病的人治病，以便誇耀自己有本事。”過了十幾天，扁鵲又前往拜見蔡桓公，他仔細看看蔡桓公的臉色說：“國君，你的病已到了皮肉之間，不治會加重的。”桓公見他盡說些不著邊際的話，氣得沒有理他，扁鵲走後，桓公還悶悶不樂。再過十幾天，蔡桓公出巡，扁鵲遠遠地望見桓公，轉身就走。桓公特意派人去問扁鵲為什麼不肯再來謁見，扁鵲說：“皮膚上的病，用藥物敷貼可以治好；在皮肉之間的病，用針灸可以治好；在腸胃之間，服用湯藥可以治好；如果病人骨髓，那生命就掌握在司命之神的手裏了，醫生是無法可想的了。如今國君的病已深入骨髓，所以我不能再去謁見了。”蔡桓公還是不相信。五天之後，桓公遍身痛疼，連忙派人去找扁鵲，扁鵲已經逃往秦國躲起來了。不久，蔡桓公病死了。
對於這則扁鵲的軼事，韓非子在他的《喻老》中已有評議，後人大都因襲而譴責蔡桓公的固執己見，諱病忌醫，終於自食惡果。也有人用這則事例來說明扁鵲高超的醫術。這些說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我們從溝通的角度來分析看，扁鵲也有一定的責任，可以說這是扁鵲一次失敗的溝通，他的勸治沒有起任何作用，反而延誤了病情，導致蔡桓公的死亡，這樣說恐怕也不算過分。
蔡桓公的諱病忌醫自當自責，然而我們省視扁鵲勸治的全過程，難道就沒有可指責的地方嗎？扁鵲三次登門“勸治”，不能說他對病人關心不夠，三次“望診”都能看出病人病情發展的情況，可謂是醫術高明極了。但是他的勸治的語言對蔡桓公來說，沒有半點效果，這是為什麼呢？其重要的原因是，他僅僅把患者當成病情的“載體”，而沒有想到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未能想到患者是有其獨特的心理活動的，因而未能對不同的患者采取不同的勸治方式，在三次勸治的語言形式上基本相同，都是隻說結論和後果，即不肯說出結論從何而來，有什麼論據，所以他的話盡管是事實，卻不能令人信服。以扁鵲那樣精湛的技藝，隨便說出幾個方麵的症狀來並非難事，生病一般來說總是有症狀的，病人可能一時感覺不到。隻要說得有理有據，桓公再固執也會聽從勸告的。他自己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適的地方，而扁鵲又沒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自然他不相信自己有病，作為一國之君來說，誰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珍貴無比？
後來蔡桓公病情發作，派人去找扁鵲，可見他是不“忌醫”的。這是因為扁鵲浯盲溝通能力不強，“勸治”無方使然。
語言是人們進行溝通的工具，醫生給病人治病的過程也是溝通的過程，所以也要講究語言溝通藝術，一個好的醫生不但要有“扶死救傷”的高尚醫德，有紮實的專業基本能力，而且要有較強的語言溝通能力，更好地動員患者配合診斷、治療，這很重要。比如醫生的問診，就很有藝術性。對於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職業、不同文化素質、不同的社會地位的病人，醫生要使用不同的措詞，使患者有親切感、信任感。有經驗的醫生，善於言談，往往問診上就高人一籌，問出他人間不出的東西。診斷病情，做出結論，也要說出充分的證據，不可以武斷，也不能模糊，否則就會失去病人的信任。近年來，由於社會的發展，醫學模式已從“生物模式”轉向“生物心理模式”，心理社會因素在治病中，越發起著重要的作用。因而，在防病治病中，醫護工作者如何運用語言的心理作用，利用良好的溝通幫助患者解除病苦、增進健康，已引起人們的重視。
案例十四 觸龍的遊說能力
戰國時，趙太後（威後）管理朝政。為抵禦秦國的進攻，趙國向齊國求救。但是，齊國提出的條件是：必須將趙威後的兒子長安君作為人質，放在齊國才能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