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內投資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擠入效應和擠出效應。劉海雲、吳強利用我國1985-2004年的經濟數據，以各個省市為觀測對象建立麵板數據模型，並采用廣義矩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在此基礎上檢驗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國內投資的動態影響。李曉鍾和張小蒂認為，我國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亟待進一步提高。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中，存在著對外資各種形式的“超國民待遇”，存在著各地方政府由於競相競爭引致的不合作博弈，存在著征稅體製上給外商運用“轉移定價”大幅度逃稅的巨大漏洞，故在外資總量發展、GDP持續增長和產業結構進步的同時，我國所獲的靜態比較利益和動態比較利益卻十分有限。肖文和聶瓊瓊嚐試從長三角產業集聚的角度來分析長三角吸引數目如此之大的FDI的原因，以求從中得出FDI區位選擇的另一影響因素--產業集聚，從而為如何吸引外資、製定相應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更好地促進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楊柳勇和陳立慧分別以分省和分區（東、中、西部）1992-2004年的麵板數據，利用修正過的DeMello模型和更為穩健的模型檢驗方法，研究了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
俞肇熊和王坤認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順利實施，加速了香港和內地經濟的融合，促進了內地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和經濟的協調發展。蘭宜生認為，以傾斜政策主動建立東部與中西部的二元結構，形成要素流動落差和經濟勢能，啟動了我國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綜合國力迅速增強，開辟了有中國特色的快速發展道路。劉厚俊和袁誌田認為，在全球化的現代經濟社會，開放型經濟給中國帶來巨大經濟騰飛，在改革開放的大浪潮下，蘇南也在飛速發展，利用本身的人力資源優勢和成熟的加工業，引進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在開放型經濟中形成了其區域競爭力，也給蘇南其他方麵帶來積極影響。
尹翔碩認為，節約勞動的技術進步會提高資本生產率和回報率，相對降低勞動的報酬，使發達國家把越來越多的勞動相對密集的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同時，技術進步使發達國家財富正效應增強，提高預期收入，從而使消費增加，儲蓄減少。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勞動的報酬相對降低，會出現相反的情況，結果導致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出，發達國家出現貿易逆差。黃先海和劉毅群運用經擴展後的SN時期模型，對26個國家和地區在1980-2004年期間的經濟增長作了實證分析。唐宜紅和王微微以1981-2005年間的106個國家為樣本，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夥伴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本國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了實證分析。
針對中國與世界經濟波動的相互作用與影響這一日益重要的問題，宋玉華和方建春進行了一係列的計量檢驗。通過運用主成分方法構建中國出口景氣指數，穀宇、王哲和高鐵梅刻畫了1991年以來中國出口的周期性波動情況，並分析了不同周期的主要成因。通過構建不完全競爭模型，顧國達、張正榮和李丹玉研究了世界經濟失衡條件下彙率波動對勞動力資源無限供給國家（以中國為代表）的出口結構與出口福利的影響，並就彙率波動對不同要素密集度產業的出口幅度、企業利潤、就業和出口貿易福利等進行了模擬分析。
就本質而言，馬述忠認為，多哈困境既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表征，也是發達國家國內政治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隨著WTO“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有所放慢，黃建忠認為，雙邊自由貿易區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或區域經濟貿易合作的主導形式。
《區域經濟開放與發展評論》新生之初即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支持，倍感責任在肩。這也督促我們攜初生牛犢之虎虎生氣，勤勉耕耘，孜孜以求，積極開拓，與時俱進，為區域經濟研究的學術繁榮與區域經濟增長建言獻策，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