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做軟件應該成本低一些，於是姚增起將目光移向了辭典軟件，準備創辦公司，要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於是一向發怵與工商稅務等部門打交道的姚增起也開始研究如何進行企業運作。就這樣北京正普電子技術公司於1993年8月誕生了。
公司開張後，姚增起便開始琢磨各種各樣的軟件。由於與自動化學報很熟，他先替編輯部編了一套管理軟件，邊用邊修改，最後形成產品。令他意外的是，這種管理軟件最後居然以每套880元的價格賣出去了100多套。隨後，他自己開發了信封打印軟件，又賣出去了幾百套，接著又琢磨信函廣告軟件，同時還賣過遊戲手柄、股票卡……小小的公司總算滾動起來了，但姚增起的心中依然沒有燃起期待已久的激情。
如果姚增起隻是滿足於每年二三十萬的獲利，那肯定就沒有今天的姚增起和如此規模的正普公司。當時市場上普通軟件價格約五六百元一套，而遊戲軟件光盤猛降到60多元的水平，這讓姚增起看到了機會——軟件將會在短時間內迅速進入家庭，軟件市場上原有流通銷售渠道肯定會出現巨大的空缺。於是正普公司開始在媒體上打出廣告開展軟件郵購業務，由於軟件的巨大市場需求，很快姚增起發現正普做郵購還隻是“小兒科”，幹脆轉向做批發吧。
1996年起姚增起率領正普公司大規模介入軟件市場，從軟件銷售渠道的建立著手，設立正普軟件銷售組織。經過5年的發展，目前已經形成全國6大軟件批發中心架構，及遍布全國的3000餘家代理商的銷售網絡，所擁有的代理商總數居同行首位。目前正普公司在中國軟件銷售市場的份額超過15％。隨著INTERNET 在技術及應用上不斷成熟，正普公司又及時啟動了自己的網絡戰略，開發出自有品牌2688係列商務軟件。
仿佛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靈感，姚增起終於找到了運籌帷幄的感覺，也在多次的往複震蕩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好男兒誌在商界。他發現企業家的任務就是對社會資源的整合，而他所擅長的正是此項。
做官入閣不如為商入市
隋唐以後，科舉製度為士人厘定了一條由學而仕的終南捷徑。相對於這條經千年積澱並被大多數讀書人視為圭臬的光明大道，山西人卻選擇了棄儒離農從商的人生道路，實為另類。
雍正二年，山西巡撫劉與義在給朝廷的一個奏片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以故士風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劉與義在給皇帝的奏疏中，對當時三晉的人才觀所作的精辟分析：一流人才經商，二流人才到衙門做事，三流人才方讀書應試。雍正皇上就在這個奏片上留下禦批，為山西的社會地位重新排了順序，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
如此重利輕名之念形成於大一統的明清，此時的山西政治氣候冷漠沉寂，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貿異常活躍繁榮，人才濟濟，群賢畢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間平遙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創立票號以後，晉商在全國呼風喚雨，彙通天下。以至後世俊秀，爭相攀效，多入商界發展，三晉由此成為海內最富。
晉地大儒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慨歎：“近十年吾鄉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至有既遊庠序，竟棄儒道而就商者，亦謂讀書之士多受饑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豐裕也。當此之時，為商者十八九，讀書者十一二，餘見讀書之士，往往羨慕商人，以為吾等讀書，皆窮困無聊，不能得誌以行其道，每至歸咎讀書。”由此可以看出，晉地重商的風習既濃厚又普遍，“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令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顯說：“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故利以義製，名經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由於這種觀念上的獨特與前瞻，山西人在行動上就顯得坦蕩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餘，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練達，頗有才華，棄儒就商，開始創造了侯氏的輝煌。侯培餘開設帶有“蔚”字的蔚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商號。道光初年，侯培餘又適應市場變化，把蔚字號均改為票號，又經過其子侯蔭昌的大力經營，業務飛速發展，使蔚字號成為國內著名的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