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常家這樣的“儒商”在晉商中不在少數。又如祁縣喬家“在中堂”，也一貫重視子弟的讀書，至今留有“讀書滋味長”、“百年樹人”的門額。在“映字輩”喬映霞主家期間，改變了傳統私塾隻教四書五經的習慣，增設了實用的數理化及文史，還有英語等課程，不僅其子弟可上學，喬家的媳婦也可聽課。待完成中學學業後，便外出上大學、留學。喬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當高，僅映字輩就出了兩名大學生，下一輩大學生就更多了。這些子弟學成後，大多依然繼承祖業，從事經商。為“在中堂”的發展傾心盡力，是其讀書的真正目的。
晉商普遍注重子弟的書本知識學習，更注重其經商才能的培養。他們一般在子弟學習了一定的書本知識後，便讓其涉足經商，在商海中，讓其增長知識。他們深知，書本知識，尤其是那些隻注重修身養性、內心感悟的內容，是難以產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無涯，對知識和智慧的需求是無限的，僅僅從書本上，是不能學到致富的知識的。隻有直接麵對市場，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場。因此，晉商子弟，早早就“棄仕而就商”，“挾資運遊”了。他們以先輩為榜樣，在市場這所大學校經數十年的曆練，具備了繼承和發展祖業的才幹，並承擔著培養接班人的重任。
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輕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在其《退想齋日記》中也承認：“餘於近日晉接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學而優則商，造就了一個個世商巨賈，也造就了精明、誠信的晉商群體。在官本位的社會中，學而優則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異類更是新生。當重商成為時代的強者的時候，財富時代就來臨了。晉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無疑有“學而優則商”之功。以商為本，以商選人，晉商豈有不興之理？
有學識，有謀略，眼界廣，善決斷，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與成功的距離，在生意場上少走彎路。一個學識粗淺、見聞狹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樣設置場麵，創造氣氛，也不知道怎樣招攬顧客，更不知道怎樣樹立自己的信譽，衣飾粗俗，出口粗話，這樣，顧客未進門也許就給嚇跑了，還能賺什麼錢？
艱苦創業忍耐克己
晉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500年，與其“不畏艱辛，忍耐克己”的開拓創業精神有關，西方學者稱之為“山西精神”。正是依靠堅忍不拔的實踐品格，晉商在經商實踐中戰勝了許多無法想象的苦難，從而在大漠風沙、崇山峻嶺、浩瀚大海之間，走出了一條條溝通四海財富的商業之路。
艱苦創業，矢誌不渝
無論餐風露宿向長城邊運糧，還是服牛駕車去俄羅斯販茶；無論涉河過江下嶺南，還是西出陽關進新疆；無論跨海東去日本販銅，還是深入戈壁荒漠勞軍，其艱辛遠非常人所能想象。白手起家創業，需要的是忍耐、堅毅、果敢和聰慧。被創造財富的激情所驅動，成功的人們會義無反顧、矢誌不渝，最終走向成功。
在古代交通十分落後的條件下，出外經商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但明至清乾隆年間，數十年毫無音訊、病死在異鄉、甚至旅途被殺或貨物被搶也時有發生。出外經商的失敗與危險，喪財亡命，令人心寒。即使同治光緒以來，國內安定，交通條件改善，但出外經商之苦依然如故。這種苦，主要表現為：數年才能回籍探親一次，北方人不適應南方的濕熱氣候，加之長年勞累無一休息之日，因此積勞成疾，死在回籍的途中。
出外經商盡管有苦和危險，但畢竟比死守在家，日不腹飽強些。出外經商可以養家糊口，改善家庭生活，以至稍有積蓄甚而發家致富。所以受雇於人出外經商的人也愈來愈多，從而改變著人們的理念，又進一步擴大了商人的群體。
山西人如不具有艱苦奮鬥、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精神，是不敢外出經商的。晉商的活動區域，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達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在廣袤的歐亞大地上，都有晉商長途跋涉的身影，晉商活動範圍橫跨了歐亞非澳四大洲。正是有了這種艱苦奮鬥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國內外創造了輝煌成就。
吃苦耐勞、艱苦創業，並非是山西商人的專利，而是成功商人的共同特征。創業之初，往往沒有什麼資金投入，開創者隻得靠自己勤勞的雙手，一點一點的積攢，此外難有別的選擇。李嘉誠從當茶館跑堂開始，王永慶16歲賣米為生，霍英東20歲就有了南沙群島冒險采海草的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