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9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麵，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兒底子。但別的方麵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裏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惟一機會。30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兒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來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9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畢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
“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給我把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
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麵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隻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隻穿著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地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細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裏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隻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發一點兒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兒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