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和人做無謂的爭辯。”這句話成了我的座右銘。盡管我和老師已多年不見了，但我永遠記得他當時說這話的神情；這句話至今仍然深深地影響著我。
“當自我成為你生活的全部，你也就失去了他人。”
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羅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書中寫道：
“當我嚐試去了解別人的時候，我發現這真是太有價值了。我這樣說，你或許會覺得奇怪。
我們真的有必要這樣做嗎？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在我們聽別人說話的時候，大部分的反應是評估或判斷，而不是試著了解這些話，在別人述說某種感覺、態度和信念的時候，我們幾乎立刻傾向於判定‘說得不錯’或‘真是好笑’、‘這不正常嗎’、‘這不合情理’、‘這不正確’、‘這不太好’，我們很少讓自己確實地去了解這些話對其他人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善於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類，過分的相信自我的標準。因而在日常的人際交往中，我們遭遇太多的爭論，造成太多心與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為是的爭論中，我們竭盡全力的衛護那些並不全麵、並不成熟的觀點。對那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不足稱道的異己意見，我們給予太隆重的對待。一場狂風暴雨般的唇槍舌箭過後，我們得到的僅是“心亂”，失去的卻是“親密無間”，或許，我們還得到些什麼？在過後的日子裏，我們發現那是嫌隙與隔膜：感謝上帝，我們因此又多丁一個“敵人”。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鍛煉我們那“銳不可擋”的口才。
卡耐基極為悲觀地說：“你贏不了爭論。要是輸了，當然你就輸了；如果贏了，還是輸了。”在爭論中，並不產生勝者，所有不願對敵的人在爭論中都隻能充當失敗者，無論他(她)願意與否。因為，十之八九，爭論的結果都隻會使雙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絕對正確，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的錯誤，卻也決不會在對手跟前俯首認輸。在這裏，心服與口服沒法達到應有的統一，人的固執性，將雙方越拉越遠，到爭論結束，雙方的立場已不再是開始時的並列，一場毫無必要的爭論造成了雙方可怕的對立。所以，天底下隻有一種能在爭論中獲勝的方式，就是避免爭論。
正如班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
“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駁，也許偶爾能獲勝，但那是空洞的勝利，因為你永遠得不到對方的好感。”
你在爭論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變別人的主意，你就錯得太徒勞了。從人稱自己是萬物之靈的那一刻起，其個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樣的毛病，一種自我優越感、自我權威感在內心、在頭腦、在全身滋長著，並借著社會心理的奧妙的遺傳，一代代的繼承了下來。當“能夠承認自己錯誤”成為一種難能可貴的，可供稱讚的美德時，那一種“優越”與“權威”便在社會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並因而在心裏確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此，人們才將廉頗的負荊請罪，李世民的善於納諫千古傳頌。“認錯”這一簡單的行為，在今人的心中有著何其沉重的分量。我們難道能說這不是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勇氣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權威”，並進而消滅多餘的“自我優越”？我們心中有那麼一種毀滅的衝動，卻衝不破那一層古怪的心理障礙。
在熱鬧的爭論中，我們日益變得孤立。當所有人都不對我們表示好感時，我們終於體會到“人多時候最寂寞”的悲淒境地。佛祖釋迦牟尼來到我們的麵前，一片祥和中，告誡我們：“恨不消恨，端賴愛止。”爭強疾辯絕不可能消弭誤會。所以，我們不再固執，我們準備拋棄爭論，重頭做起。
所以，讓我們回到平凡的生活中來，聽一聽林肯是如何斥責一位和同事發生熱烈爭吵的青年軍官的：
“任何決心有成就的人，決不肯在私人爭執上耗費時間。爭執的後果不是他所能承擔得起的。而後果包括發脾氣，失去了自製。要在跟別人擁有相等權利的事物上多讓步一點；而那些顯然是你對的事情就讓步少一點，與其跟狗爭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讓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傷。”
是的，我們承擔不起後果，“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傷。”所以我們寧願在一定基礎上作出讓步，以避免爭論。
如今，我們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我們已下定決心盡量避免爭論。然而，麻煩的是，我們並不太明了我們應該如何去做，這樣子是有可能遭至“自我優越”與“自我權威”的反攻倒算的。
英國19世紀一位叫查士德·斐爾的爵士對他兒子說：“如果可能的話，要比別人聰明，卻不要告訴人家你比他聰明。”300年前的伽利略說：“你不可能教會一個人任何事情；我隻能幫助他自己學會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