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圖騰”，中國特色的“變形記”。不管老莊還是孔孟，本質上都屬於精英文化。來自於大眾，又時刻準備著脫離大眾，轉而領導大眾。“魚圖騰”的幕後，隱藏著的實則是“龍圖騰”。中國人，不都自稱龍的傳人嘛。
鯉魚之吉祥，還在於它見證了最早的“真龍天子”，黃帝。《河圖》：“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據說鯉魚額頭有字，是魚中的帝王，或龍的化身：“額上有真書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見《清異錄》)
中國的神話中，能化而為龍的，除了魚之外，還有馬。馬也是“龍種”，正如鯉被封為“稚龍”(嬰兒期的龍)。因鯉魚有五色，古人還拿馬來相比：“赤鯉為赤驥，青鯉為青馬，黑鯉為黑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雉。”跳龍門的黃河鯉魚，渾身火紅，屬於赤鯉，正處於“轉型期”。
孔子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膾”當指生魚片。
中國人吃生魚片(猶如今之三文魚)，很早的。切膾，越細越好，首先仍是鯉魚。尤其宋朝，用現撈上來的黃河鯉魚作生切魚片，因宋太祖愛吃而流行為東京汴梁的一道名肴。“黃河鯉魚，是以壓倒鱗族，然而到黃河邊活烹而啖之，不知其果美。”(梁章巨《浪跡三談》)中州(今河南)一段的黃河鯉魚，在當時堪稱“頂級美味”。它執掌牛耳之際，長江流域的武昌魚，尚且默默無聞，或根本上不了台麵。古人“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直到當代，毛澤東寫詩：“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武昌魚的身價才大大提高，今非昔比。我以為黃河鯉魚與武昌魚，可分別作為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吉祥物。
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春節時供奉的千年之有“魚”，不見得非用鯉魚不可?我猜測是唐朝。因唐朝皇帝李姓，與“鯉”諧音，而舉國禁止捕食鯉魚。老百姓置辦年夜飯，當然也必須用別的魚類代替。否則是違法的，要吃官司的。
鯉魚在唐朝，地位最高，真正跳進了人間的“龍門”，皇帝共命運，喻示著大唐之宏偉氣象。《大業雜記》：“清泠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八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泠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後來，唐玄宗遊漳河，亦曾見赤鯉騰躍，“靈皇之瑞也”。他老人家一高興，就給鯉封了個爵位：“赤公”，並且下令寫進“憲法”裏。鯉仿佛成了唐朝李姓皇帝的“無房親戚”，不僅無人取虐待，在世俗中的知名度乃至榮耀，似乎列於將相之上。
直到李唐政權垮台後，鯉才重新成為食物，端上百姓的餐桌。
鯉，做皇帝國戚的感覺，很好吧?
鯉，是否至今仍想“夢回唐朝”?
在中國，鯉的命運，本身就像一小部額外的“史書”。通過它，甚至可以“解構”曆史，“解構”中國的圖騰。它不僅是一條古典主義的魚、浪漫主義的魚，更是一條現實主義的魚，乃至象征主義(後現代?)的魚。它自始至終都遊泳在隱喻之中。光與影，形而下與形而上，共同製造了鯉的幻象，製造了鯉的喜怒哀樂。雖然它，作為實體，卻渾然不覺，逗留於江山與水草之間，根本不知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導演”是誰。
中國人的想像力，賦予了鯉以更多的背景、更多的情節、更多的內容。
武昌魚
武漢的招牌菜，自然非武昌魚莫屬。“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毛主席的詩句，為它做了活廣告。武昌魚就這樣一下子跳進了龍門。眾所周知，毛主席多次來武漢，有兩大愛好一直沒有變：其一是橫渡長江，其二則是吃武昌魚。看來水性好的人，必然愛吃魚。但光愛吃還不行，能寫出詩來才算真本事。
真實，毛主席的這兩句詩，化用了三國時期東吳的民謠：“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東吳(公元222—280年)共經曆四位皇帝，先建都武昌(湖北鄂城)，後遷都建鄴(江蘇南京)，又還都武昌，再遷建鄴。一直在武昌、建鄴兩地蕩秋千，所以才有了橫向的比較。這首民謠，肯定是讚成定都南京的派別所傳唱的。反對派聽了會怎麼想呢?我估計會撇一撇嘴：武昌畢竟有魚吃，長江下遊的南京呢，恐怕隻能喝白開水了，傻瓜才會這麼選擇!且不論孰是孰非，至少能看出：武昌魚在一千七百年前就出名了。武昌和南京的關係，在東吳人眼中，有點像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兼得，隻能狠下心來取舍。
為武昌魚寫過詩的，還大有人在，而且基本上都持讚美的態度。北周的庾信，把那首偏激的民族給“平衡’了一下：“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唐朝的岑參，寄托了遠方的思念：“秋來倍憶武昌魚，夢魂隻在巴陵道。”宋朝的蘇東坡，有美食家的超常嗅覺：“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而範成大則體會到一種挽留：“卻笑鱸江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元朝的馬祖常，更是刻意提醒：“攜幼歸來拜丘陵，南遊莫忘武昌魚。”
明朝的何景明興致頗高：“此去且隨彭蠡雁，何須不食武昌魚。”另一位汪玄錫，思想則複雜一些：“莫道武昌魚好食，乾坤難了此生愁。”……李白來過武漢，估計也曾拿武昌魚下酒，隻是他登黃鶴樓時，讀到崔顥的那首“昔人已剩黃鶴去”，長歎一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要不是崔顥把他給“鎮”住了，他沒準會給武昌魚留一、兩首詩呢。
據武漢女作家方方講解：“這些詩詞中所寫到的武昌魚，隻是泛指武昌的魚，並非特指哪一種。直到1955年，武漢的魚類專家才將‘武昌魚’歸到一種名為‘團頭魴’的魚身上。而那時武漢人早已知道團頭魴味道鮮嫩，脂肪豐富的價值了。”這種特指的武昌魚，並非武昌本地所出，而是產於湖北鄂州市(即古鄂城)的梁子湖。但有那首民謠為證，三國時期的鄂城便叫武昌，把梁子湖裏的團頭魴命名為武昌魚，也沒什麼錯。
因為這些典故，武昌魚在我眼中變得神秘了。而湖北鄂州市的梁子湖，而更為神秘。它才是這一係列名詩佳名的真正發源地。我沒去過鄂州，無法想像梁子湖是怎樣一片水域，孕育出遊泳於千百年曆史中的武昌魚。
今天的武昌，多多少少借了一點武昌魚的光，借了一點古代的鄂城、那另一個武昌的光。許多中國人都還誤以為武昌魚，必然是流經武漢的這一段長江所特產。他們借了。當然，現在人工養殖技術這麼發達，武昌魚離開了梁子湖，一定照樣能活，照樣能生長、能繁衍，味道也不見得真會變差；武漢的酒樓飯肆作為主打菜隆重推薦的武昌魚，又有多少確實是從鄂州的梁子湖裏打撈出來的?
但要替大名鼎鼎的武昌魚尋根，就不能不提那名不見傳的梁子湖。它的根，在梁子湖，在一千七百年前的民謠裏，在容易讓曆史失迷的煙波中。武昌魚，原本是湖鮮而非江鮮。
在我意識中，武昌魚就必須是由梁子湖的湖水養大的，才會有原汁原味。否則，隻能算作贗品，或冒牌貨。
我夢想著去一趟鄂州，在梁子湖畔，點起篝火，支起鐵鍋，灌滿湖水，燉一條最信得過的武昌魚來吃。它當然是我親眼看見漁民從湖裏釣上來的。在那樣的氛圍中，我沒準也能為武昌魚寫出一首好詩。你信不信?
湖北的朋友古清生，來北京，繪聲繪色地給我描述武昌魚。我聽著聽著，快流口水了。他說吃武昌魚必須親臨梁子島，島人雲“黃山歸來不看山，梁子離去不食魚”；武昌魚原生在梁子湖，冬季遊到樊口的長江回流處避寒。俗稱團頭鯿，縮項魴。武昌誌載：魴，即鯿魚，又稱縮項鯿，產樊口者甲天下。是處水勢回旋，深潭無底，漁人置罾捕得之，止此一罾味肥美。
今鄂州舊時稱鄂城，鄂城又古稱武昌，梁子湖位其西南，有水麵積六十萬畝。梁子湖通長江處為樊口，樊口水勢回旋，有大小回流之分，“在樊口者曰大回，在釣台下者曰小回。”(《武昌縣誌》)唐代元結有歌：“樊口欲東流，大江欲北來，樊口當其南，此口為大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鉤。漫欲作漁人，終焉得所水。”歌中所說的“回中魚”，即武昌魚……
古清生還講授了武昌魚的三種吃法：清蒸，精燉，和曬幹醃製。但清蒸運用得更為普遍：“鮮武昌魚一毛，去鱗、腮和腸肚，在滿月般的寬體上遍抹油鹽，腹內填肉末與薑蔥，裝盤置鍋上清蒸即成。清蒸武昌魚較能保持武昌魚的鮮嫩度，是一種原味的吃法。”方方也說：“武昌魚的吃法以蒸為主，魚必鮮活，一次放料，一氣蒸成，原汁原味，滑嫩爽口，清香撲鼻，的確是一道極誘人的好菜。”估計毛主席所吃武昌魚，也是清蒸的。
武昌魚因為這位大人物的點評，在當代名氣更大了。武漢的其他特色菜肴，跟它相比，都隻能算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