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或者說，這是一場飲煙嫋嫋的戰爭，有點像八旗子弟的大刀長矛浴血抵抗八國聯軍的堅船利炮，若幹個回合下來，中式快餐店損兵折將，隻剩下老家肉餅依然堅守陣地，揮舞戰旗。不僅如此，它還壯大了隊伍，在東西南北增設一係列分號。老家肉餅的對手，無疑是必勝客比薩餅。彼此戰成了和局。這已算很不容易了。畢竟，中國人是在拿冷兵器對抗西洋火器呀，能把陣地戰堅持下來就不錯了。那些賣餛飩的，賣包子的，賣豆漿油條的，早就改變戰略，“上山打遊擊”去了。老家肉餅，仍然穩紮營盤。
老家肉餅的牌匾，是我的朋友阿堅題寫的。他跟老板是朋友。所以，老家肉餅等於是我朋友的朋友開辦的。我當然要狠狠地誇它幾句啦。不誇白不誇嘛。但純屬自願的。人家老板可沒請我當“托”。
阿堅是位詩人，在胡同裏長大，詩寫得好，毛筆字也不賴。他為老家肉餅題寫牌匾，屬於友情客串，分文不取。老板也很豪爽，承諾阿堅在老家肉餅店可終生免費就餐。可見老板是個懂詩、懂詩人的人。是個愛詩、愛詩人的人。
上次西安詩人伊沙來北京，阿堅在老家肉餅店接待。我跟伊沙開玩笑：你的代表作不是叫作《餓死詩人》嘛，可在北京，詩人是餓不死的，譬如阿堅，隻要他願意，天天都有免費的晚餐，天天都有肉餅吃。伊沙吃驚地瞪圓了眼睛。我估計他在感歎：看來天上還真會掉餡餅啊！
是呀，天上會掉餡餅的。我看見了。它砸在我的哥們阿堅頭上。
伊沙那首後現代派的詩歌中有這樣的名句：“餓死他們，這些狗日的詩人。首先餓死我，一個用墨水汙染土地的幫凶，一個藝術世界的雜種。”別信他的。丫胃口好得很呢，夥食好得很呢。詩人哪那麼容易餓死呀。想吃天上的餡餅，張開嘴等著就可以了。它說來就來了。今天落下的是一塊老家肉餅，沒準明天落下的就該是諾貝爾文學獎了。盡情地想唄。有誰敢跟詩人比想象呀。
我跟來自西安的伊沙幹了一滿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當今的北京，已不亞於唐朝的長安了，夠你羨慕的吧。誰說居京大不易，瞧人家阿堅，懷揣終生飯票，比那個白居易活得還瀟灑。白居易在長安，是否吃過白食——有人請他白吃羊肉泡饃嗎？咱們說不準。可詩人阿堅在北京，隨便寫幾個毛筆字，就有大盤的肉餅端上來，想吃多少都可以，想吃多少次都可以。這才真正是“潤筆”吧。比給現金要好。因為其中還有情義的。
情義無價。按道理長安才算詩人們的老家，可北京有了這老家肉餅的傳奇，對於詩人們而言，也相當於回家了。“仰天大笑出門去，吾輩豈是蓬蒿人”，這是李白的話。李白是咱們的家長。出門寫詩，當官、做生意，累了，就回家吃肉餅。老家肉餅的店名，起得好啊。
我從沙灘的五四大街搬家，搬到東四環邊的石佛營，住下的第一天，上街蹓彎兒，發現馬路對麵就有老家肉餅的分店。看到牌匾落款處阿堅的名字，心頭一熱：嘿，哥們，你也在這裏呀。咱們靠得越來越近了。跟老家肉餅做鄰居，多踏實啊。那是我哥們的哥們開的。這既是生活中的巧合，又顯得特別吉利。看來我來北京寫詩，也注定餓不死的。北京，我有那麼多的哥們，乃至哥們的哥們……整整一個大家庭，大家族。詩，是我們的血緣，我們共同的根。老家肉餅店，詩人們的大食堂。
前幾天去天津參加全國書市，記不清在哪條街道，車窗外閃現老家肉餅的牌匾。雖然一掠而過，我卻倍感親切：老家肉餅，你已開始搶占狗不理包子的地盤了。
詩人高星從北戴河回來，說在河北也看見老家肉餅的分店。牌匾落款處也刻著“阿堅題”三個字。在那一瞬間，他會跟我一樣，頭腦中驀然浮現親愛的哥們阿堅的麵孔。我們拿阿堅起哄：你為老家肉餅題寫牌匾，可比你出的那幾本詩集影響大多了。
阿堅不僅是詩人，還是京味的美食家。所謂京味美食家，相當於北派，與陸文夫那類南派美食家走的不是一個路子。南派是愈精致愈好，北派則追求廣博龐雜。阿堅與我合寫過一本《中國人的吃》，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推出，又被日本青土社購買去海外版權，翻譯成日文全球發行（易名為《中國美味禮讚》）。他妙語連珠：“中國人幾乎是世界上最會吃的大民族，中國菜的烹飪和消受幾乎是一種食哲學。
相反，近十個世紀裏，世界上餓死的最多的是中國人（人數），世界上的國內戰爭因饑餓而爆發最多的是中國（如農民起義）。我老在想，為什麼挨過餓的民族反而更重視吃的藝術，像美國人相對來說是最沒挨過的人民，竟然吃的那麼單調、吃的那麼懶也那麼傻。美國人民似沒有吃的理想，而咱中國人以食為天。”中國人雖然以食為天，卻沒幾個人敢相信天上真會掉餡餅的。除了我和阿堅這樣的“另類”。相信奇跡的，都是詩人。
阿堅在書中還真提到老家肉餅：“吃喝泛濫的時代，飯館沿街、夜市成片，啤酒成河、燒烤成雲，我也被裹在這世紀末的洪流。我為老家快餐連鎖店題匾，可終生免費就餐，我的親朋餐桌隨時可為我添雙筷子。忽然沒了餓之憂，頓感自由……”
我寫這篇文章，已是深夜。寫著寫著，忍不住咽口水了。想吃肉餅，考慮到馬路對麵的老家肉餅店該已關門打烊，隻得作罷。繼續在紙上寫吧，就當畫餅充饑。
老字號不老
近來北京有句流行語：翠花，上酸菜！老北京的名菜館裏還真有個叫翠花樓的，不知道那裏麵的酸菜是否由翠花姑娘端上來？
餐飲業的老字號可太多了，比翠花樓更有名的是全聚德、便宜坊、東來順、六必居、鴻賓樓、同和居……包括在虎坊橋一帶紀曉嵐閱微草堂遺址的晉陽飯莊。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一書裏如數家珍，列舉了正陽樓的烤羊肉，致美齋的鍋燒雞、煎餛飩、爆雙脆、爆肚，東興樓的芙蓉雞片、烏魚線、韭菜簍，中興樓的咖喱雞，忠信堂的油爆蝦，鹽焗蝦，厚德福的鐵鍋蛋，潤明樓的沙鍋魚翅，青華樓的火腿煨冬筍，月盛齋的醬牛羊肉，玉華台的水晶蝦餅……都是這些老字號的拿手菜，在別處吃不到的正宗味兒。
西城天福號的清醬肉，如今似乎已失傳了，可在梁實秋眼中是能夠跟南方的火腿抗衡的。梁實秋記得正陽樓的烤肉炙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徑不過二尺，放在四張八仙桌上，都是擺在小院裏，四周是四把條凳。三五個一夥圍著一個桌子，抬起一條腿踩在條凳上，邊烤邊飲邊吃邊笑……”這是需要像梁山好漢一樣站著吃的燒烤。
有“超級老店”之稱的是柳泉居，原址在護國寺西口路東，後遷至迤南路西。原先院內有一棵垂楊柳（讓人聯想到花和尚魯智深）和一口甜水井，因而得名。可惜經營到民國時期一搬家，全沒有了，名稱也就變得抽象。“柳泉居者，酒館而兼存放。蓋起於清初，數百年矣。資本厚而信譽堅……”（引自夏仁虎《舊京瑣記》）可以證明它的年齡。老舍童年時就住在柳泉居對麵的小羊圈胡同（在《正紅旗下》一書裏提到），估計為之流過口水。
西珠市口的豐澤園飯莊的字號，是其老板1930年遊中南海豐澤園後所得，為了沾一點殘存的皇氣。他起名時絕對想象不到，幾十年後，國家領袖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遇見豐澤園的特級廚師，親切握手：“貴寶號和我的住地都叫豐澤園，很有緣分。代我向全體職工問好！”來往的食客一進豐澤園飯莊，聽到這典故，肯定會有特殊的感覺。豐澤園飯店真有福氣，受到了偉人的點評。
舊時的許多餐館都是四合院結構，坐落於胡同深處，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氣概。譬如菜市口的廣和居，以擅長烹飪山東菜而出名，引來過張之洞、翁同、譚嗣同等無數名流光顧，也隻是一套大四合院：“臨街房三間，南山半間為門洞，其門麵磨磚刻花，如今尚有磨麵刻花的小門樓舊跡可尋。門洞正對著院內南房的西山牆，牆上的招牌是磚刻製的，好似影壁院內設前後相通的兩進北房，靠東側設一月亮門，門內南北房是為雅座自成一體。院內各房，皆分大小，或獨飲，或小聚，或大宴，皆盡其妙。”根據穆雪鬆先生的描繪，我們大致能猜測出舊京老餐館的格局與情調。
然而可別小瞧了：“廣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東，曆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南士大夫設也。”（《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相當於官場的外延。清末書法家何紹基與廣和居為鄰，落魄時像孔乙己一樣在這裏賒賬，店主把他打的欠條當寶貝一般裝裱起來，以展覽其鐵劃銀鉤。後來，那位塑造了孔乙己的魯迅，也寄宿於附近的紹興會館，常“夜飲於廣和居”（在其日記裏有記載），借酒澆愁，並且最終爆發出一聲《呐喊》。
魯迅在紹興會館住了七年。這位終日彷徨的單身漢，把毗鄰的廣和居當成大食堂了。隻是不知道，他常喝的是老家的黃酒呢，還是本地的二鍋頭？但他那一時期所寫的《狂人日記》、《藥》、《孔乙己》等作品，已變得像北方的老白幹一樣烈性。魯迅，在紹興會館醞釀著自己。
建國以後，葉祖孚尋訪廣和居遺址，聽到一位在附近住了幾十年的老大媽議論：“這裏還常來參觀的人，有日本來的，他們說要瞧瞧魯迅吃飯的地方。”
廣和居的飯菜，是否對得上魯迅的口味？當時北京的各大飯莊，大多跟廣和居一樣經營山東菜，南方風味的菜館極少，來自浙江的魯迅，在飲食方麵也就無法太挑剔了。況且，他一次次夜奔廣和居，主要為了買醉，吃菜反而是其次的。囊中羞澀時，估計點幾盤拍黃瓜、油炸花生米（代替記憶中的茴香豆）就可以。但他的胞弟，周作人，1917年也來北京，陪同魯迅在紹興會館住過兩年，卻對廣和居的廚藝頗有微詞：“在胡同的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飯館，就是李越縵等有些名人都賞識過的廣和居，有些拿手好菜，例如潘魚，砂鍋豆腐，三不粘等，我們大抵不叫，要的隻是些炸丸子，酸辣湯，拿進來時如不說明，便要懷疑是從什麼蹩腳的小飯館裏叫來的，因為那盤碗實在壞得可以，價錢也便宜，隻是幾個銅元罷了。
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飯這就行了，擦過了臉，又接連談他們的天，直至深夜……”周氏兄弟在紹興會館接待客人，大都是叫廣和居的外賣。點的又盡是些低檔的家常菜，質量自然差一點。加上周作人本身就對北京的餐飲有一絲輕視，即使廣和居的招牌菜，在他眼中也沒啥了不起的。因為心中有南北的比較，他是反對在北京吃魚的，覺得那是在找難受：“我們隻在煤市街的一處酒家，吃過一回便飯，問有什麼菜，答說連魚都有，可見那時候活魚是怎麼難得而可貴了。但是我們沒有敢於請教那魚，而且以後來的經驗而論，這魚似乎也沒有什麼了不得，那有名的廣和居的‘潘魚’，在江浙人嚐來，豈不也是平常得很麼？”
跟周作人不同，魯迅在北京，無論在紹興會館、廣和居還是後來的八道灣或磚塔胡同，腦子裏盡想的是些形而上的事情。所以他很少有閑情逸致評價古都的食色。估計在這苦悶的鬥士眼中，太微不足道了，他隻需要一簞食、一瓢飲就足矣。食無魚、出無車，又何妨呢？都不屬於他關心的範圍。
廣和居的高檔菜，除潘魚外，還有燴海參、燴魚翅、糟溜魚片、炒蝦仁等等。可惜，是上世紀初的“北漂”——周氏兄弟所不敢問津的。廣和居的好處在於同時經營一些溜丸子、炒肉片之類廉價的家常菜，才不至於把那些清寒的讀書人、創業的外省青年拒之門外。
周圍會館多，是廣和居的一大地理優勢。南、北半截胡同中，除了紹興會館，還有江寧、黟縣、山東等會館。庫堆胡同（後並入北半截胡同）有瀏陽會館。丞相胡同（今菜市口胡同）有潮州、中州、休寧會館。米市胡同有重慶、六安、南海、光州、江陰、中州會館。七間房小胡同有潼川、吳興會館。鐵門有廣信、宣城會館。爛縵胡同有常昭、元寧、濟南等會館。
“這些會館中，經常僑居著在京城做官的或者外官至北京聯係事務暫住之人。這些官員和社會名流大都飲宴在廣和居。像清末洋務派首領、軍機大臣張之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都曾就餐於廣和居。”（王永斌語）可見廣和居儼然已是宣武門外一係列會館的大食堂。跟那些出入的將相、豪傑相比，當時的魯迅，乃至其弟周作人，尚且是無名小卒。但若幹年代之後，廣和居反而要沾魯迅的光了，因為這是“魯迅吃飯的地方”。
許多老字號都是靠名人捧場或名人題詞而成為名牌。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要算都一處燒麥館。乾隆十七年（1752年），大年三十晚上，京城大多數店鋪都關門打烊，位於鮮魚口的李記酒館照常營業，迎來了幾位客人。老板很高興，熱情招待。酒過三巡，客人中領頭的那位問道：“你這個酒館叫啥名字？”老板回答：“小店沒有名字。”那人聽到窗外的鞭炮聲，很有感觸：“這時候還不關門的，京都可能隻有你們一處了吧。就叫‘都一處’吧。”
一個月後，忽然有幾個太監給李記酒館送來一塊寫著“都一處”的虎頭匾，老板才意識到自己的運氣：年三十晚上來喝酒的，原來是乾隆皇帝。他趕緊把乾隆親筆題寫的虎頭匾“都一處”掛上門楣，頓時引來眾多的觀眾。小酒館跟當朝天子攀上了關係，這還了得！此事立馬就傳遍了北京城。還有比這更好的廣告嗎？每天都有好奇的食客趕過來參觀、用餐。都一處生意之火爆，可想而知。
聽說這個典故之後，我四處查找，發現都一處店址早已由鮮魚口外南側遷往前門大街，而匾額也換成郭沫若重新題寫的了（解放後改的）。為什麼要改呢？難道牌匾必須追隨朝代的更替而演變？郭沫若的字也挺清秀的，但不夠遒勁，他能模仿出乾隆的那份王者之氣嗎？
創業於乾隆五十年的南恒順羊肉館，後來則和光緒皇帝產生聯係。據說光緒微服出宮，路過南恒順，忍不住進去吃了芝麻醬燒餅和雜麵湯，沒錢付賬。店主並不計較，讓他走了。第二天，一個太監來還賬，店主才知道前一天有大駕光臨。京城老百姓聽說後，給南恒順送了個“一條龍”的綽號。天長日久之後，人們隻知道前門有個一條龍羊肉館，而疏忘掉它南恒順的原稱。
老字號總有著一些老故事。有的膾炙人口，有的則失傳了。其實，正是這些老故事，才使老字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