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網者都是失敗者。或者說，從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漏網之魚，因為即使漏網者，也畢竟曾經心向往之（包括寫《聊齋誌異》的蒲鬆齡）。功名之網，已牢固地籠罩在古今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
但他們都成不了隱士———包括食無魚而呼喚長鋏歸去的歌者。他們都擺脫不了網的誘惑，正如無法抵抗魚的誘惑。自薑太公釣魚開始，中國的隱士時代就結束了，真正的隱士寥寥無幾。人們紛紛垂釣功名利祿，垂釣若即若離的身外之物———以至為其蠱惑，實際上也被所追求的對象一網打盡。魚與人其實是在相互設伏、相互誘惑、相互製約。
圍繞著魚與人的關係，產生了許許多多的魚人或者人魚，也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與審美性相背叛的———功利性的故事：關於誘餌，關於漁夫，關於釣鉤與網……幸好魚與玫瑰一樣，是帶刺的。魚刺意味著內在的傷害。自孟子號稱“魚我所欲也”開始，魚便與欲望結緣了。結網者同樣也是結緣者。欲望是幕後的一張網———人類進入了欲望的時代。欲望同樣是造成傷害的一根刺———功利性，傷害了人類原始的樸素的感情，更傷害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關於魚的典故，還有很多。譬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譬如“緣木求魚”，以及“相濡以沫，莫如相忘於江湖。”就不再例舉了。因為以上這些，就足夠聯綴成一篇文章了。
本來是想從飲食的角度談論魚的，結果話題遊移得太遠。讓我們再回到魚本身。或者，再回到本文開頭的第一句話，“魚在古代肯定是美味中的美味。”這在當代仍然如此。
雖然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但一席盛宴，如果沒上一條魚，那是不可想象的，至少烘托不出應有的氣氛。我童年時尚處於一個清貧時代，老百姓家家過年時仍要供上一條魚，輕易不敢動筷子———象征著“年年有餘”。
魚在這裏是對富裕的期待。而今價格最昂貴的宴席仍是海鮮———粵菜風行全國，許多內陸城市的酒樓也以水櫃飼養著南方空運來的海鮮，供食客挑選。一桌海鮮宴席，蝦兵蟹將紛紛登台，但魚依然是主帥———值得一提的是還引進了日本生魚片的吃法，雅稱“三紋魚”。我在順峰酒樓吃過一回，結帳時暗自咂舌（不僅僅為魚肉之鮮美）。
可見現代社會，口腹之樂也絕不是無償的；人間盛宴，錢財是真正的背景。隻要有錢，就不用擔心“食無魚”，數千裏之外陌生水域裏的海魚都會召之即來。工薪階層，在海鮮酒樓門前會望而卻步。魚之樂，同樣已不在魚本身———它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食魚之樂是要有購買能力的。窮人安知魚之樂？安知富人之樂？從這個角度來看，古往今來，魚作為富貴生活的象征，一直遊泳在金錢的背景裏———食無魚者，絕非貴族。我推翻不了古人的理論。
吃河豚
有些食物因價格昂貴，令芸芸眾生望而卻步。有些食物即使你願意一擲千金，也不一定尋覓得到。還有一些食物，哪怕你腰纏萬貫，縱然將其無償供奉在你麵前，你也不見得敢吃———譬如河豚。吃河豚是需要勇氣的。它使和平環境中的飲食也成為一次冒險。在我心目中，這簡直是非敢死隊員不能勝任的一項事業。難怪江南古諺雲：“拚死吃河豚”。籠罩著英雄主義式的悲壯氣氛。
河豚仿佛成了鑒別膽量的一塊試金石。凡是惜命的食客，肯定會退避三舍的。但古往今來，自告奮勇吃河豚的仍大有其人。有的不幸中毒，似乎做鬼也風流。至於那些有驚無險的生還者，皆一副不虛此行的架勢，河豚之美味，似乎天堂裏才配擁有的。這就是河豚的魔力：你必須以性命作為抵押，才能飽覽那終極的風景。否則，還是遠離河豚為好———別人強迫不了你，你也強迫不了自己。吃河豚是要心甘情願的，要有點“雖九死猶未悔”的精神。
蘇東坡的一句詩使河豚大大地出名了：“萎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但他本人是否曾趁著春江水暖嚐試河豚，則不得而知。我寧願相信他是有這等勇氣的。古人對河豚大多是津津樂道的，即使不敢親口品嚐的人，談論起來也很興奮———譬如以河豚詩得名的梅堯臣所作《食河豚魚》詩中雲：“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我想關鍵在於：河豚是一種有毒的美食，因而有特殊的誘惑力。
難怪有人最終弄明白了：“河豚有劇毒，老饕們為什麼還要爭相品嚐?就因為其鮮美遠在一般魚之上”。此話若是由吃過河豚的人口中說出，將更具說服力。朱偉在《考吃》中記載古人烹殺河豚的方法，其小心謹慎近似於外科手術：“剖河豚，要先割眼，再去腹中魚籽、內髒，自脊背下刀剁開，洗淨血跡，肥厚之處血絲要用銀簪細挑幹淨。然後剝皮，將皮入沸水一滾撈起，用鑷子鑷去芒刺。然後魚切成方塊，用豬油爆炒後下黃豆醬入鍋烹煮。烹河豚，又告誡必須燒透。要是烹不透，必死無疑。”
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吃河豚之風氣，仍在江南流行。聽汪曾祺老人說過：“江陰當長江入海處不遠，產河豚最多，也最好。每年春天，魚市上有很多的河豚賣”。曾多次有同學邀他上家裏吃河豚，並說：“保證不會出問題”，但不知考慮到什麼，他最終都未赴約———估計有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吧?直至晚年，他才後悔當初拒絕了誘惑：“我在江陰讀書兩年，竟未吃過河豚，至今引為憾事”。
隻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此時他已移居北方，遠離江水，遠離河豚生長的地方。況且即使在江南，誇耀自己吃過河豚的人也寥寥無幾。這令我頗為費解：這究竟因為河豚本身幾近絕跡，還是因為現代人越來越怕死了?現代人以吃生猛海鮮為時尚，但恐怕經受不住河豚的考驗。在城鄉林立的飯店酒樓中，河豚已是一闋古老的神話了。
汪曾祺在談論河豚時，話題一轉，開了一個玩笑：“河豚之毒在肝髒、生殖腺和血，這些可以小心地去掉。這種辦法有例可援，即‘潔本金瓶梅’是”。這個妙趣橫生的比喻，把我逗樂了。避免中毒，也是一門藝術，需要膽量更需要技巧。
賣河豚的飯館，也是有風險的。據說江陰有一家老字號，門口懸掛一塊祖傳的木牌———上麵印刷著保單，大意是如在他家鋪裏吃河豚中毒致死，主人可以償命。這等於先給食客喂一顆定心丸。燒好的河豚菜在端上餐桌前，廚師或店主要在灶台上先行試吃的———以自己的身體作為試驗品。看來做這樣的生意，也真不容易———哪怕跟私運軍火相比，也不見得安全多少。好在藝高人膽大。
但不見得所有賣河豚的飯館，都有店主擔保———許多時候，食客自己必須是誌願者，估計立下字據的必須是食客自己了：“如有意外，與他人無關”。跟前者相比，後者應該更能體會到吃河豚的驚險、激動與快樂———雖然吃到的同樣是河豚肉，其中的滋味肯定大有不同。如果有口福的話，我寧願選擇後者的方式。否則，那才真正叫“暴殄天物”：你僅僅品嚐到河豚肉質的細膩與鮮美，卻無法體會到“拚死吃河豚”的那分刺激———它其實才是最好的調味品。或者說，它才是河豚的本質。
大白菜
有那麼一個年代，北京的冬天，幾乎是讓大白菜壟斷的。由於地理位置偏北，氣候寒冽，冬季蔬菜自然由耐寒且便於儲存的大白菜占了主席，尤其老百姓的飯桌上，頓頓都是根據大白菜來花樣翻新：涮火鍋、包餃子、燉粉條……倒也不厭其煩。還出了地地道道老北京特色的名菜：醋溜白菜———即使口味挑剔的南方人嚐了，也讚不絕口。
於是全國各地許多餐館的菜譜裏，都點綴性地增添了這麼一個名目。嚴格地說：南方的白菜與北方的還是有區別的，南方的俗稱小白菜，就像是給水靈靈的小女子起綽號———難怪有一折地方戲叫《楊乃武與小白菜》。北方的白菜則無比強大，生命力旺盛，在嚴酷的生存環境裏出落成濃眉大眼的大姑娘模樣的。所以它在北方人艱苦粗糙的日常生活中唱了重頭戲。
我啟程來北京時，送行的親友們善意地提醒：“小心北京的大風沙。那兒冬天沒什麼可吃的，隻有大白菜。你會懷念南方的水果和新鮮蔬菜的……”他們憐恤的神情仿佛在送別一個親人去橫穿大沙漠。由此可見，在那樣一個年代，北京的大白菜與大風沙同樣赫赫有名。
我在北京的第一個冬天，便與大白菜狹路相逢———這些年來總重複地加深著印象。每當秋風漸緊，住平房的小市民們開始儲藏生爐子的蜂窩煤時，肥頭大耳的大白菜便在城市的舞台上隆重登場。
深夜裏有形形色色的車隊把大白菜從附近的農村搶運進京城；一覺醒來，發現街頭巷尾都改造成露天菜場了，整車整車的大白菜被卸在路邊（像堵磚牆似的），由披軍大衣的外地菜農用稱生豬的那種大秤成筐成筐的叫賣，而市民們也全家出動，井然有序地排隊購買。那時候的大白菜幾乎相當於一項社會福利事業，一斤隻值幾分錢，許多家庭一買就是幾百斤（仿佛搶救濟糧似的），他們要靠它來度過漫長的冬天呢。剩下的就是儲備的問題：家家戶戶的陽台上、窗台上甚至屋頂上，都晾曬著大白菜，每個人的生活都被大白菜包圍著。
我當時住在三裏河的計委大院裏，下班晚點摸黑爬樓梯，一不小心就把誰家沿著牆根、台階、過道擺放的大白菜碰翻了。好在大白菜很結實，它要是瓷器可就完了。許多大白菜都是露天存放的，好在主人們都很放心，也都很自覺，井水不犯河水：畢竟家家都有吃不完的大白菜，用不著去占別人的便宜；況且真被偷去一兩棵，也不值錢。大白菜喲，北京城裏最便宜、最深入民心的蔬菜，也許它永遠無法具備貴族的血統，但它平民化的滋味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喲。
無法計算整個北京城每年冬天要消耗多少噸大白菜。市場經濟專家若微服私訪考察一番，或許也挺有詩意。選擇一個製高點放眼望去，視野所及處處都是大白菜，冬天的北京城幾乎被大白菜包圍著———你不敢相信它就是那座舉世矚目的國際大都會。
但正因為這樣，北京才是一座人情味很濃的城市，它有著極其傳統與平民化的一麵。如果允許我設計其城徽的話，我恐怕會建議在醒目的位置鐫刻一棵銀質的大白菜———以示對人民與和平的永久紀念。還有什麼比大白菜更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呢———尤其是在大雪封門的寒冬臘月，它簡直與我們生存的信念及平凡的歡樂同在。民以食為天嘛，大白菜，市民信仰天空中古老的浮雲……
難怪一位在國子監當過差的老人要說：“哪兒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在場的汪曾祺聽了很納悶：“五味神是什麼神？我至今查不出來。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卻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個人一輩子吃的大白菜摞起來，大概有北海白塔那麼高。”
大白菜畢竟也有單調的一麵。要使這道傳統菜做出日日如新的花樣與滋味，也確實挺難為巧媳婦的。就我所知，至少有一個世紀了，大白菜籠罩著北京城裏的平民生活。當地人恐怕習以為常了。他們即使從生硬的白菜邦子上也能咀嚼出人生的至真至味———也算一闋無聲勝有聲的《菜根譚》吧。但凡是南方人移居北京的，很少不曾懷念家鄉的時鮮蔬菜，甚至會因飲食的緣故加倍地思鄉。
周作人算一個，他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故鄉的野菜》：“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買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他還津津樂道地回憶了馬蘭頭、黃花麥果（通稱鼠曲草）、紫雲英（俗名草紫）等一係列，簡直是如數家珍。
即使溫厚敦樸的葉聖陶，有一次同朋友喝酒，嚼著薄片的雪藕，也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钜賈的幫閑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
他因為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吃到這東西……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為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隻在故鄉有，便縈著係著，不能離舍了。”
和朝夕相處的大白菜相比，憶念中江南的時令蔬菜簡直是金枝玉葉了。即使是在對飲食的客觀評判中，也搭進了過於深厚的人情。大白菜在文人情緒化的詠歎中自然要遭到貶值。好在平民百姓的一日三餐依然離不開它———並不僅因其廉價的緣故。社會在進步，許多年過去了，大白菜在北京冬季蔬菜的霸主地位逐漸得到動搖，飲食文化受地理的影響越來越小。
同樣是從江浙魚米之鄉移居北京的汪曾祺，歡欣鼓舞地戲語：“北京人很保守，過去不知苦瓜為何物，近年有人學會吃了。菜農也有種的了……北京人在口味上開放了！北京人過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見，大白菜主義是可以被打倒的。”可愛的汪曾祺老人，居然把大白菜歸結為一種主義；或許在他理解中，大白菜象征著某種傳統，或根深蒂固的風俗。
這也印證了我這篇文章的提法：大白菜象征著一個年代，一個貧乏且樸素的年代。或者說，是一個仍然在延續的記憶。我在北京這些年，和大白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異鄉的大白菜喲，畢竟給過我最初的安慰與接待。我估計自己紮在異鄉的根須與細密的血管裏，肯定有大白菜提供的鈣質與養份。那是一種北方風格的慷慨———曾經援助過作為遊子的我。
即使不允許我讚美它（它畢竟太平凡了），我又怎敢忘記北京的大白菜喲。它也許不是尊貴的嬌妻，卻是堅強的保姆（如同艾青記憶中的大堰河），默默無聞地嗬護著我們敏感脆弱的個人生活。我至今仍偏頗地認為：在北京的冬天，一個家庭的廚房裏如果不供奉幾棵大白菜（像一尊平民化的家神），那簡直不像個家庭———太缺乏樸素逼真的生活氣息。平民的天堂，即使是建立在大白菜的基礎上———又有什麼感到羞愧的呢？看見大白菜，我就有一種健康、積極、堅韌的感覺———如同我們的生活本身。大白菜，在我記憶中永遠洋溢著濃鬱的人間煙火氣息與人情味。
寓居北京的大畫家齊白石，對大白菜也頗有好感。他不僅使難登大雅之堂的大白菜入畫了，還有絕妙的評價：“牡丹是花之王，荔枝是果之王，而大白菜，是蔬菜之王。”白石老人給大白菜封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