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3 / 3)

聽完張抗抗的描述,我恨不得扔了手頭正捧著的北京前門大碗茶,插上翅膀飛往杭州(大不了買張機票唄),到西子湖畔泡一杯剛采擷下來的龍井……杭州人,真讓我嫉妒!

後來果然找到出差的機會,去了幾趟杭州,發現大街小巷,尤其旅遊景點,茶室星羅棋布。其中不乏老字號。挽弓當挽強,我喜歡直奔龍井寺,先看看至清至潔猶如大徹大悟的龍井潭(等於洗洗混混的眼睛),隨便嗅嗅附近雙峰大隊茶場飄過來的茶香,然後走進古寺中庭的那間早已改作茶室的佛殿,點一壺新茶,也算給自己圓一個夢。據作家韓少華講述,他有一年雪後來此,寺內隻有他一位茶客,茶室阿嫂遞上一壺茶,說“難得好興興,就嚐嚐梅家塢的吧。”一嚐,果然不同凡響。下山在茅家埠頭搭船,蒙同艙一位老者相告,說龍井寺偶爾拿出的梅家塢茶,是連杭州人也難得嚐到的;梅家塢處於老龍泓山麓的陽坡,此地所產龍井茶在古籍裏被奉為南山絕品。這使他又驚又喜。

我也風塵仆仆地來到龍井寺,可惜卻沒有他的運氣。這倒無妨。正好讓我對那種“絕品”龍井保持充沛的想像。不能算作白來。世間能中大彩的,又有幾人?

估計杭州的茶室多,跟寺廟多(極盛時約有兩千多所)也不無關係。燒香拜佛,走累了,總想找個地方坐坐,喝杯茶。寺廟裏或周圍的茶座,叫茶館肯定不合適,叫茶室則很相稱,多多少少有一份出世的禪意。茶室就名稱而言,應該很安靜的。心安是福。

李叔同來杭州,愛上了這清茶淡水的安靜,割斷塵緣,成為弘一法師。他寫過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講述自己民國元年七月來杭州,住在錢塘門內,常常一個人出門,獨自去西湖邊的一所小茶館景春園吃茶:“在景春園的樓下,有許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搖船抬轎的勞動者居多。而在樓上吃茶的就隻有我一個了,所以我常常一個人在上麵吃茶,同時還憑欄看看西湖的風景。在茶館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慶寺了。我吃茶之後,也常常順便地到那裏去看看。”

他還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有一回跟夏丐尊居士兩人去湖心亭上吃茶,當時夏丐尊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作和尚倒是很好的!”李叔同聽到這句話,就覺得很有意思。他認為這可以說是他後來出家的一個遠因。近因則是由於搬到虎跑寺居住,羨慕並喜歡上那些有道德的出家人的生活。直至去靈隱寺受戒。茶和禪,在李叔同身上,表現出極其密切的關係。

在杭州的茶室,更容易接近那份超凡脫俗的禪意。尤其看著三潭印月、聽著南屏晚鍾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的身心正在變得透明……

杭州茶室舊景,很值得玩味。聽老人言:遊西湖者“有到碼頭上吃碗茶去”之口號,即以三雅園茶居為目的地,凡遊人步入三雅園之木架門楣中,即覺耳根心境一清。“三雅園在湖堤盡處,外堂三楹,內堂古樸,開軒則全湖在目,南山屏列幾案間。最愛其軒前小角,有垂柳大可合抱,此間容茶桌一,吸光飲淥,絕饒佳處。學士大夫,均集於三雅園內堂,間亦有閨秀名媛,由湖船起岸,在此品茗者。壁間懸楹帖一,猶憶其句雲:為公忙,為私忙,忙裏偷閑,吃碗茶去;求名苦,求利苦,苦中作樂,拿壺酒來……”(陳栩語)杭州人對待生活的態度,似乎全寫在這副對聯裏了。隻是後來,三雅園茶居完全消失,昔日建築已淪為某人之別墅。懷舊者想喝那忙裏偷閑的茶,換別的地方去吧。

好在杭州的茶室,多得數不清,足夠你挑三撿四,換來換去。人,就在這逛來逛去中累了,在這晃來晃去中老了。

魚與茶葉

我想有兩樣東西是最需要水的,一是魚,一是茶葉。魚長著鰓,靠水來呼吸。魚與水的關係,是最經典的情誼。其實茶葉也是如此。茶葉的魅力,同樣需要通過水來體現。當滾燙的開水浸泡著茶葉,它就像魚一樣活過來,恢複了知覺,扭擺腰肢。或者更誇張地說:像睡美人一樣醒過來,隨波逐流,載歌載舞。是的,隻有水才能將其喚醒。它生來就是為了等候那銷魂的一吻。為此不惜忍耐長久的煎熬與饑渴。我們喝茶水是為了止渴,可卻很少想到:茶葉比我們更渴,更期待與水的結合———哪怕這注定是一次性的。

茶葉在水麵仰泳夠了,紛紛潛水艇一樣下沉到杯底。這時候它顯得比水更重。水要再想擁抱它,會很吃力。哦,這一具具光榮的屍體,模糊而又清晰,躺在水做的床上。我聯想起海子的詩篇:“我懷抱妻子,就像水兒抱魚。而魚是啞女人,睡在河水下麵,常常在做夢中,獨自一人死去。水將合攏,愛我的妻子,小雨後失蹤。沒有人明白她水上是妻子水下是魚,抑或水上是魚水下是妻子……”

至於茶葉,亦將死於與水的婚姻,可它卻流露出任何溺水者不可能有的幸福的表情。當我們把失去了滋味的茶葉打撈上岸,丟棄在垃圾桶裏,它的夢也就擱淺了。那是多麼短暫而又燦爛的夢喲:茶葉在水中可模仿花朵的開放,體會到發育的快樂……

現代人飲茶,偏愛透明的玻璃杯,這樣可以兼而獲得視覺上的享受:觀賞茶葉在水中的沉浮與動靜。玻璃的茶杯,是我掌心微型的水族館,遊動在我眼前的是一條條綠色的小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狂歡的魚群完全忽略了觀眾的存在,是不會受驚的。它們擁有的水域,散發著愛情的味道,青春的味道,夢的味道。

魚與茶葉,原本沒什麼關係。是我的想象力使它們無限地靠攏了。魚是江湖河海裏的茶葉(釣魚類似於茶道,同樣能修養性情)。茶葉呢,是杯中的魚,是沸水中的“熱帶魚”。魚與茶葉,都有著雜技演員一樣靈活的腰,能夠做出任何高難動作。惟一的區別在於:魚在水中是要覓食的,而茶葉則是為了徹底地奉獻。

當池塘裏有魚活動,就不再是死水了。

同樣,當杯中泡了茶葉,水也就活了。水會伴隨茶葉一起,做一次深呼吸……

水確實很軟。可魚與茶葉,都是水的骨頭。

李白的酒量

無人會懷疑李白的酒量。在唐朝的詩人中,李白的酒量跟他的詩一樣,是算第一的。但李白究竟能喝多少酒,這倒是個謎。

在這方麵,他自己最愛“吹牛”的,經常誇耀:“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以及“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此乃酒後狂言,不可全信。隻是他飲到高興處,一杯接一杯停不下來,倒是真的。他的名言就是“將進酒,杯莫停”。並且很講究喝酒的氣氛:“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複一杯。”數到最後,恐怕連自己也數不清了。沒錢買單,就脫下皮大衣(“千金裘”),連同自己的坐騎(“五花馬”)一起送進當鋪裏。真夠不要命的。在李白眼中,酒絕對是世界上頂好的東西。他已非低斟淺酌的酒徒,而近似於孤注一擲的賭徒了,把生命中所有的寶都押在酒上麵。甚至連吟詩,都相當於猜拳喝令,添一碟精神上的下酒菜而已,解酒或醒酒用的。

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以鬥來計算李白的酒量:“李白一鬥詩百篇”。這同樣運用了誇張的手法。酒是李白寫詩的成本。產生的利潤也頗為可觀。唐朝若有稿費的話,李白會成富翁的。隻是他這樣的人,即使拿到稿費,也會悉數用來換酒喝,不可能存在銀行裏吃利息。或者說,酒館就是他最信得過的銀行了。他原是應邀為楊貴妃寫過讚美詩,所以離開長安的時候,唐玄宗賞給他一大筆錢(“賜金放還”)。估計沒多久就花完了,全用來“讚助”大唐帝國的釀酒業了。酒肉穿腸過,詩篇卻留下來了。其實挺值的:在唐朝,詩歌也算得上是“硬通貨”。

李白好喝,但我估計他的酒量倒不見得真的能大到驚人(或“超人”)的程度。他經常醉得一塌糊塗。在長安街上的酒館裏酣睡,之所以拒絕天子的召喚,是因為頭重腳輕,實在走不動路了。甚至還可能神誌不清,已忘掉了天子是何物。管他那麼多呢!

這是一種屬於醉漢的勇氣。據說有一次,唐玄宗在大明宮設宴招待李白,並親自為詩人調羹,李白又喝多了,過量了,居然抑製不住地在金鑾殿上嘔吐了,把階前舞女的裙裾弄髒。幸好唐玄宗並沒有怪罪李白的失態,還命令高力士為醉話連篇的詩人脫靴子,攙扶其去休息。這倒是一位很清醒、很明智的皇帝,能包容詩人的狂放不羈。也難怪唐朝是詩歌最繁榮的時代!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唐詩確實為中國的酒文化錦上添花,而李白堪稱其永恒的“形象代言人”。

縱觀古今,再也找不到比李白文化程度更高、知名度更大的酒徒了。他的相當一部分詩篇,都算得上是無償為酒商們撰寫的“廣告詞”,譬如“金樽清酒鬥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譬如“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譬如“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呀什麼的。

詩與酒,從此成為我們民族傳統文化裏的一對孿生兄弟。它們通過李白的詩篇而獲得最密切的聯係。李白是個幸運兒,靠喝酒、吟詩而成為英雄,成為“半神”(詩仙及酒仙)的形象,令後人仰慕不已。真是行行出狀元啊。

正因為此,我想李白的酒量也被傳說給無限地誇大了。畢竟,這也是樹立榜樣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往榜樣臉上貼金是人之常情。並且,還“為尊者諱”———很少有誰相信李白喝醉了也會吐,甚至還曾令大明宮裏的舞女們舉袖掩鼻。這多丟詩人的臉呀!“此情節最好刪去”。因而我們心目中的李白,永遠仰天大笑、舉杯豪飲,飄飄欲仙的樣子。

李白出生於北方以北的碎葉城(今俄羅斯境內),有遊牧民族的血統,善飲是無疑的。但是否真能算得上“海量”,能像喝白開水一樣喝酒,倒未必。至少,在杜甫所例舉的“飲中八仙”裏,李白的酒量比汝陽王李和一個叫焦遂的平民要稍遜一籌。“汝陽王鬥如朝天,道逢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這汝陽王久仰酒泉(今屬甘肅)之美名,連搬家去那裏的心都有。至於焦大哥更厲害,必須喝滿五鬥後才進入狀態:“焦遂五鬥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而李白,隻喝一鬥就搖身變成“寫詩機器”了。李白比其他人占便宜的地方,是詩寫得好,有煽動性。在唐朝,詩寫得好就能成為大明星。更何況其酒量畢竟也進入了“排行榜”。如虎添翼。

讀《飲中八仙歌》,我感歎於唐人飲酒皆以鬥數來衡量。雖然說“海水不可鬥量”,可這鬥裏畢竟盛的是酒呀。莫非現代人的酒量早已退化了?碰杯時盡用的是幾錢裝的小酒盅。後來去西安,我親口品嚐到當地土特產的稠酒,方知李白的時代飲用的皆是這種粗糙、渾樸、未經再加工的米酒,而非後世才誕生的高粱、大麥等穀物經蒸餾釀製的老白幹(俗稱燒酒)。

李白若是喝上一鬥二鍋頭,非酒精中毒不可,哪裏會有寫詩的靈感呀。但我又替李白遺憾了:他出生得太早了,沒有福氣接觸到茅台、五糧液;否則,還不創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有一點是肯定的:若有茅台、五糧液陪伴,李白對生活的牢騷會少一些。

李白生前,雖然不乏“吳姬壓酒勸客嚐”的聚飲時光,但也經常一個人低頭喝悶酒。“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隻好跟明月碰杯,邀影子共舞,湊合成“三人行”。李白其實是很孤獨的。在他的詩中出現得最多的,除了酒之外,就是同樣寂寞的月亮:“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我寄愁心予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的一生,既洋溢著酒的氣息,又散發出愁的滋味;他借酒來澆心中之塊壘。有什麼辦法呢,酒是他憂愁時惟一的解藥。他視酒為精神上的救星。不管其酒量有多大,他對酒的這份深情,是一般人無法達到的。這也是李白之所以成為李白的原因。

李白非溜須拍馬之輩,很少為達官貴人賦詩獻媚,但他卻愛屋及烏,因一位姓紀的釀酒師病逝而放聲大哭。他寫了一首叫《哭宣城善釀紀叟》的五絕:“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台無李白,沽酒與何人?”紀老頭真有福氣,得到了一位大詩人如此的讚美。

李白死了。我們不用替他擔心。他在地獄裏照樣會有酒喝的。

李白是我們民族的“酒司令”,是詩壇的“祭酒”(或稱“祭司”)。他仿佛為酒而生的。他確實也是因酒而死的。公元762年,李白在高高的采石磯(今屬安徽)飲酒過度,醉醺醺地伸手去撈天上的月亮,結果落水溺死。對於苦難的詩人來說,這也不失為一種“安樂死”。瞧,這就是李白:連死都充滿了詩意。古往今來,又有幾位詩人能這麼瀟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