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北京的二鍋頭
來北京不喝二鍋頭，就跟去貴州不喝茅台一樣遺憾。當然，作為“國宴用酒”的茅台，屬於赫赫貴族，二鍋頭算什麼?在舊時代，恐怕販夫走卒之流才好這一口。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但北京本地的酒文化。絕對是由二鍋頭代表的。它是一尊民間的酒神。
二鍋頭，這名字起得很土氣，很古樸，使一種粗糙且俚俗的生活呈現在我們眼前。老北京的皇宮、王府裏喝什麼酒，我不知道。滿漢全席既華麗又複雜，估計不會把廉價的二鍋頭擺上台麵。但我相信，在胡同裏奔波一生的駱駝祥子們，勞碌之餘，習慣了喝一碗二鍋頭，暖暖身子，解解乏。跟二鍋頭搭配的下酒菜通常很簡單：拍黃瓜、水煮花生米，若能再來一把烤羊肉串就更棒了。由此可見，二鍋頭挺好“伺候”的，不需要七葷八素呀什麼的；窮人，也挺好打發的。但窮人的酒，照樣能喝出很富有的滋味。
二鍋頭也算是老字號了。北京大興酒廠(原名“裕興燒鍋”)生產的永豐牌二鍋頭白酒，還被同仁堂中藥店選為浸製虎骨酒等藥酒的專用產品：“蓋取燒酒用虎骨煎之，為正陽門外樂家藥鋪(同仁堂)專門之物。”有人形容“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
我對二鍋頭是有感情的。在大風起兮的北京城裏，喝二鍋頭，讀聖賢書———構成我整個青春的忠實寫照。紅星牌二鍋頭，漲價前每瓶隻值二塊四毛錢，它就和老舍的小說一樣，是我印象中北京的平民生活，是我心目中平民化的北京。老北京。正宗的老北京。我一向以為喝二鍋頭要選擇地點，要在陳舊低矮的老式四合院裏，才能品出滄桑的感覺；若是在高樓上、在燈火通明的星級飯店裏喝，味道就變了，姿態也顯得做作。
我在北京，寫下了五大本詩，那牆腳處一大排空酒瓶子就是證明。醉臥長安，醉臥在長安街上———我是李白的遠房親戚。二鍋頭幫我找到了家(它像一位駱駝祥子式的人力車夫攙扶著我)，找到了詩歌的老家：院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二鍋頭是親切的、笨拙的甚至粗野的，但是對於我的詩歌來說，它一點不比洋派十足的人頭馬遜色。
魯迅當年在北京，是否愛喝二鍋頭?他寄宿於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時，經常“夜飲於廣和居”(據其日記所載)，借酒澆愁。隻是不知道他通常選擇哪種酒。根據他剛烈的性格，不會對辛辣的二鍋頭有太多的抵觸情緒。
至少，他頻頻買醉的那段時間所寫的作品(《狂人日記》、《藥》、《孔乙己》等)，已不再像江南的黃酒那樣綿軟、溫和，而如同北方烈性的老白幹一般刺激。我想，僅憑花雕、加飯之類，無法使魯迅爆發出撕心裂肺、驚世駭俗的一聲呐喊。魯迅的文章，至今仍散發著藥的氣質，是我們民族養心強體的“虎骨酒”。
北京的大小餐館裏，雖然各地名酒應有盡有，但銷得最快的，恐怕還是二鍋頭。這倒不是因為什麼“地方保護主義”，北京人，似乎還是覺得喝二鍋頭最對口。近年來又推出一種二兩五小瓶裝二鍋頭，頗受歡迎，北京人親切地稱之為“小二”。在外麵吃飯，常能聽見招呼堂倌的聲音：再加一瓶“小二”哎!像是叫喚誰的小名。
我知道在舊社會，堂倌通常又叫做店小二的。
喝二鍋頭還有個好處：因其價格便宜，所以製假售假的較少。在假冒偽劣橫行的時代，這還是挺讓人放心的。
我父親數次去俄羅斯出差，每次在北京登上國際列車前，都要采購一箱二鍋頭，作為送給那邊的“關係戶”的小禮物。想象著一箱二鍋頭陪伴著老父親橫穿西伯利亞大草原，我就覺得挺有意思的。父親說俄羅斯人嗜烈酒如命，對北京的二鍋頭一見如故，如獲至寶。而且最認“紅星牌”的。
假如你打出租車，送司機一瓶二鍋頭，他絕對屁顛屁顛地替你跑，並且不收你的車錢了。俄羅斯原本也產烈酒(譬如大名鼎鼎的伏特加)，隻是限量供應，滿足不了眾多“酒鬼”的需求。二鍋頭在他們眼中，相當於來自中國的“伏特加”。若照此推理：伏特加在俄羅斯，是否也帶有“二鍋頭”的性質?父親帶回一瓶伏特加，我嚐了，在口感上跟二鍋頭極像。都屬於勁挺大的。甚至連酒瓶子都仿佛同出一轍，印刷的商標也一樣簡單、樸實。可見真正的烈酒，無需講究外包裝的。有“口碑”就足矣。
北京如果沒有二鍋頭，那麼它的冬天，會顯得更冷一些。至少對於酒徒們來說是如此。對於我來說是如此。畢竟，北京漫長的嚴寒，已被二鍋頭與涮羊肉抵消了很大的一部分。前些天突降大雪，本地的報紙上還說呢：大雪天氣出門不便，但坐在家裏就著二鍋頭吃熱氣騰騰的涮羊肉，順便欣賞窗外紛飛的雪景，倒也別有一番滋味。這話算是說到我的心坎上了。因為讀報紙時，我正在這麼做呢。看來在北京，二鍋頭不可能寂寞的，它的“知音”真是太多了。
酒是詩媒人
某夜，我跟阿堅、狗子等幾位文友，在北京南三環外一家清真烤串店喝酒。說話的聲音較響，把站櫃台的老板吸引過來了。他叫穆欣，是個文學青年，對我們聊的話題很感興趣，有想“入夥”的意思。大家便拉他坐下。他一邊“旁聽”，手並沒有閑著，親自在桌中央的炭爐上烤了一大把羊肉串，分遞給各位。我們品嚐了：同樣的東西，但就是比我們自己烤的好吃。看來即使是這簡單的手藝，也有學問在裏麵。不說別的，就說老板的動作，比我們也要嫻熟得多。但見他把羊肉串在鐵炙上鋪開了，左手不歇地翻動，右手捏起胡椒粉、鹽等各種調料，均勻地播撒。香氣彌漫。
他見我們吃上癮了，又添了幾盤烤雞心、羊腰子什麼的，說是奉送的。我最難忘的是其中的烤蒜頭。想不到蒜頭也能烤著吃，而且特有味道。於是大家又一次次地幹杯。老板說他這家店原本開在白紙坊，後因拆遷，才搬到景泰橋這一帶。碰見我們這一幫“另類”的顧客，也算是緣份吧。
阿堅喝醉後，常會搞一些節目。近來他很熱衷於書法，昨天在東直門涮肉，他跟店家討來杆禿頭毛筆，可惜沒有墨汁，就以調好的芝麻醬代替，在舊報紙上留了好幾幅字(他的字頗好，老家肉餅連鎖店的牌匾就是他題的)。今天他跟穆老板碰了一杯，又試探性地問是否有筆墨。老板居然還真給找來了毛筆和硯台，並親自給磨墨。阿堅正要找紙，老板說：“還用得著紙嗎?就題在敝店的牆上吧。”
阿堅認為聽錯了：“這牆可是剛粉刷的。合適嗎?”老板笑眯眯地：“你們的字，我求還求不來呢。請每人都給題一首詩吧。”
見老板確實非俗人，阿堅也不客氣了，筆老龍蛇地在牆上寫詩了。我開玩笑：“阿堅怎麼跟宋江似的，要在潯陽樓上題‘反詩’了。”趁阿堅寫字的功夫，狗子跟服務員要來了土豆，從中間切開，揮動著烤肉的鐵釺，就在土豆的橫截麵上刻起圖章來。阿堅落款的時候，圖章也刻好了。我正尋思哪來的印泥呢?狗子已討來紅色的豆腐乳，蘸一蘸，刻有阿堅名字(且是陽文)的圖章就蓋在了詩的落款處。還挺像那麼回事的。服務員以及後院廚房裏的師傅，全圍過來看。他們恐怕把我等當成微服私訪的“揚州八怪”了。
我見阿堅的書法贏得滿堂喝采，也不甘落後，顫巍巍地站上板凳，當場寫了一首打油詩：“景泰橋南喜洋洋，風吹草低見牛羊。射月無需彎金弓，拿來一串又一串。”標題是一個“烤”字。我當時恐怕也有醉意，覺得自己像曹植吟五步詩一樣瀟灑(我的速度可能還要快些)。正孤芳自賞地打量呢，不知誰又替我把圖章刻好了，我接過來就蓋上去。雖是土豆刻的，攥在掌心，手感還不錯。
接著，是狗子等人一一題詩，把兩麵牆都快寫滿了。
老板手拿賬單走過來了，我以為他要結賬呢。可他卻抖了抖手上的紙，說自己被氣氛所感染，寫了一首詩的草稿，可惜沒練過毛筆字，請我們替他謄抄在牆上。我至今仍記得前麵幾句：“是酒不是肉，是追不是求，是盼不是想，是無不是有……”好像也還說得過去。大夥兒你一句我一句地抄了這首詩。阿堅這回又想出新花樣，用一張紅紙剪了幅窗花，沒有漿糊就蘸點碗裏的疙瘩湯，代替圖章貼在了詩的標題(為《醉》)處，倒也圖文並茂。
大家環顧四壁，都挺興奮，仿佛合作著完成了《蘭亭集序》。說實話，我寫了這麼多年詩，還是第一回發表在酒館的牆上呢。誰讚賞了一句：“這要是在清朝，絕對是一段風流佳話。紀曉嵐也不過如此吧?”這話我愛聽。雖然明知道這是醉話。但有什麼辦法呢———聽眾也已醉了。
後半夜，我們的酒都有點醒了，紛紛謙虛地跟老板打招呼：“可別汙染了你新裝修的店麵?”
“怎會呢?這可都是墨寶呀。”老板不僅毫無怪罪的意思，還挺得意，“今晚跟拍了部電視劇似的，我好歹也是個配角啊。”
我們要付酒錢，老板拒收。他請客了。
莫非他還在醉著?
他開了這麼多年的店，恐怕還是頭一撥遇見我們這樣有情調的客人。
我們不也是如此嗎?在北京城裏泡了那麼多的吧、吃了那麼多的店，還是頭一回碰上這麼有境界的老板。他絕對跟我們一樣，也是性情中人。他今天晚上可是一點沒少喝。看來確實挺高興的。
古人雲：“酒是色媒人。”可惜我們不好色。似可酌情改為：“酒是詩媒人。”用現代的口語來說，即“酒是詩的紅娘。”
這是我喝得最過癮的一次酒局：有詩，有酒，有肉，更有朋友。哪樣都不缺。
我必須趕緊把它寫進文章裏。否則時間長了，會懷疑那是夢境呢。
怎麼證明不是夢境?最好回訪景泰橋南的那家穆記烤串店，看牆上的那些詩、那些字、那些簽名與圖章，是否還在?
我相信穆老板舍不得把那些痕跡給擦去的。
話又說回來，光靠擦，是擦不去的。
酒
酒與武士結有不解之緣。譬如提著哨棒的武都頭，明明看見了“三碗不過崗”的布告，依然故我。吆喝店小二拿酒來，直喝得頭重腳輕，夜行時又與威風凜凜的山大王狹路相逢。關於這一典故有兩種說法：其一說武鬆醉後身手綿軟，頂多剩餘一半的力氣，尚且將一頭老虎活生生結果了，可見英雄本色；其二則說武鬆以酒壯膽，借著酒勁，才敢於與撲食餓虎決一雌雄，酒實際上促成了武鬆。聽說山東正在把景陽崗作為“水滸”旅遊景點恢複，我想最重要的是別忘了蓋一座小酒館(哪怕簡陋如七十年代的防震棚)，而且一定要掛上宋朝的酒旗。不用大興土木，有此足矣。這樣，景陽崗就是景陽崗了。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酒肉和尚魯智深醉打山門、紅臉關公溫酒斬華雄……
酒與美女也結有不解之緣，譬如貴妃醉酒的京劇，好多人愛看，梅蘭芳還親自演過。我在這裏，想說說酒與文人的關係。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使酒這世俗飲品，和詩乃至和浪漫主義一下子拉近了距離。“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的詩與李白在伯仲之間，隻是酒量肯定不如李白，但是他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描繪，則使李白在紙上活了下來。
李白自己也寫過“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或“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前者的飄逸，後者的慷慨，多好啊!李白詩中提及酒的篇目太多，若全刪去的話，李白就單薄了。李白若不寫詩，他就不是李白了。我們會問：李白是誰?同樣，李白若不飲酒，他也不是李白了，他頂多隻算李白的一半。酒才是能使李白俯首稱臣的無冕君王，仗著醉意，他敢於頂撞人間的皇帝。“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李白用信手塗抹的詩稿換酒，這可是一張張在世俗銀行裏找不開零頭的大票麵呀。
酒徒可分為仙與鬼兩個檔次，和李白的衣袂飄然相比，我輩真無法羽化登仙，隻配在昏暗的街燈下搖搖晃晃做酒鬼罷了。半斤二鍋頭或許會鼓舞我們笑容可掬地追追花姑娘，卻絕對沒膽量跟單位裏大權在握的頂頭上司較勁。小公務員的酒量，和詩人的酒量，區別就在這裏。
曹操與劉備，曾經青梅煮酒。曹操佯裝醺醉，偶爾露崢嶸，一語道破，石破天驚：“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古人聚飲講究行酒令，但這恐怕是全世界最具霸氣的酒令了，蔑視列強，又暗藏殺機。至少比和平年代的所謂“祝您健康(或發財)”、“生日快樂”之類硬朗千百倍。
小小的一句酒令，震破了曆史的耳膜，把一整部《三國演義》撞擊得嗡嗡作響。我在這篇談文人與酒的文章裏舉曹操的例子，或許不合適。但曹操並非完全是赳赳武夫，他至少也算個文人，他橫槊賦詩，尚且有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抑或“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之類佳句，足以提供給時下某些酒廠做廣告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