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令狀是古代作戰時將士在接受軍令後寫的保證書，證明如完不成任務，願依軍法受罰。由此可見，如果軍令狀為將士自己心甘情願所立，則證明他們有完成任務的決心和自信，以及勇於承擔責任的勇氣。然而，如果軍令狀是將帥們要求甚至強迫屬下所立，那麼，軍令狀不僅起不到激勵士氣的作用，反而因為將帥推卸責任而增加了屬下的負擔和包袱。
雖然要屬下立軍令狀不是諸葛亮首創，但是，在諸葛亮一生的數度用兵中，總能找到它的影子。
劉、孫聯軍在赤壁大敗曹操，諸葛亮立即派兵遣將，布置人馬沿途截擊曹操的殘兵，卻惟獨不理首席大將關羽。原來，當時曹操已是敗軍之將，遑遑如喪家之犬，諸葛亮料定曹操會在沿途被截後無路可逃，而關羽與曹操之間有著一層特殊的關係，所以諸葛亮擔心關羽會放脫走投無路的曹操。然而，他也知道，關羽豈是甘於寂寞之人，加之其身份特殊——與劉備稱兄道弟，所以，當關羽強烈請求出戰時，諸葛亮明確告訴他：“如今曹操兵敗，必定會從華容道逃脫，如果派你前往截擊，你必定念及舊情而放他一馬，所以不能派你去。”關羽於是立下軍令狀，而且反問一句：“如果曹操不從華容道逃走，那又如何？”諸葛亮立即回答：“我也立下軍令狀。”
諸葛亮明知關羽非去不可，所以逼其立下軍令狀，先將自己的責任推幹淨。不料關羽並非弱智，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想讓諸葛亮承擔一部分責任。隻不過他稍遜一籌，由於不具有長遠的目光，不能判斷曹操的逃亡退兵路線，所以諸葛亮的軍令狀隻不過加重了他的負擔而已。當然，後來關羽雖然放走了曹操，但是仍然被免除刑罰，軍令狀也沒起作用。
諸葛亮首出祁山，在街亭守衛戰時，他選定了自視甚高、輕敵麻痹、誇誇其談、目中無人而又缺乏一線作戰經驗的馬謖。司馬懿在聽到馬謖守街亭時說：“孔明用此人，如何不誤事？”諸葛亮對馬謖也不完全放心，所以他又故伎重演，“逼”馬謖立下軍令狀，以“乞斬全家”的擔保來表明決心與信心，先將責任推到馬謖頭上。可惜他的擔心果然應驗了，馬謖失街亭，導致了首度北伐無功而返，損兵折將無數，浪費了大量的糧草物資。諸葛亮當然也不想“揮淚斬馬謖”，可是，街亭失守的責任實在太重，既然責任已經推給了馬謖，他便以“不明軍法，無以服眾”為名，兌現了軍令狀。但是他也明白隻斬馬謖不能完全推卸責任，於是又自貶三級——當然雖貶但仍行丞相之職！
當初，關羽不也立過軍令狀嗎？關羽放走曹操絕非力不能及，其罪比馬謖要嚴重得多。即使諸葛亮能以曹操不該死為由，替關羽開脫，那為什麼不在斬馬謖之前自推責任，貶職三級，也為馬謖開脫些責任，免其死罪呢？況且，馬謖被斬後，眾將及全體官兵都為其流淚悲涕，包括諸葛亮本人也為之“揮淚”。可見，當時斬與不斬，並不真正存在一個“服眾”問題，反而斬殺馬謖隻能令親者痛而仇者快。就連劉禪也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諸葛亮又何必因責任的問題而在用人之際斬殺一員大將呢？
由此可見，軍令狀不過是推諉責任的工具而已，難怪它在中國古代用兵時會那麼流行呢。
中國有許多傳統的東西，因其妙處多多而被國人喬裝打扮，改頭換麵而又粉墨登場，成為很多人百試不爽的仕途道具，“軍令狀文化”就是其中一種。“軍令狀文化”又稱“責文化”即從授權於下級，部署一項工作任務開始，就開口不離“幹不好，我拿你是問”、“拿不下城池，就提頭來見”。當然，在長期的“演義”過程中，真正的軍令狀早已棄而不用，以免為人留下什麼嫌疑。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其最終目的，就是將責任推給下級，而從不檢驗自己的決策是否周密，從而為自己留下一條退路。一旦下級圓滿完成任務，便是自己英明果斷，免不了露出“要不是我當初……”的神色。否則，一旦事情辦砸，則免不了放出口風：“我就知道……”若是追究起來，責任由下級承擔。而且，有時候為了顯示自己“英明”和“公平”，“恨下心來”，向自己挑選的下級“開刀問斬”，“以平民憤”。這就是“軍令狀”文化的內涵，它充分顯示了授權者高明圓滑的手段。高！實在是高！不愧為傳統智慧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