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政權從荊州雛形初成，至入益州、得漢中後建國，再到失荊州及劉備東征失利，幾乎征戰不斷。而諸葛亮治蜀不過是“忙中偷閑”，特別是對於本來就長期弛亂的益州，短期的治理畢竟很難徹底“正本清源”。而且，諸葛亮在整頓益州的特權橫行時又“馳世用重典”，采取嚴刑峻法，鎮壓了一批益州元老及重臣，所以難免會與蜀漢內部的益州勢力之間產生矛盾。
隨即發生的南中叛亂，更是大規模的內部動蕩。諸葛亮雖然最終整體上平定了內亂，但使得本就因劉備東征失利而根基動搖的蜀漢當朝元氣大傷。更加嚴重的是，南方初定，諸葛亮又展開了大規模的北伐戰爭。
蜀漢後主建興五年三月，諸葛亮下令中書令陳震、丞相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等留守成都，代替他處理國政。將軍向寵為成都留守部隊的總指揮，負責京城的安全警衛。他自己則親任北征軍總司令，同時幾乎動用蜀漢所有的將領，越過劍閣進入漢中盆地，並在曹魏國境邊陽平關的白馬立下大本營，傾力於北伐戰爭。
其實，諸葛亮對當時的蜀漢國內形勢十分清楚，在他向後主劉禪呈獻的《出師表》中，就明確地指出：“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明知“益州疲弊”，卻不致力於整頓，反而大規模對外用兵，這種有悖於常理的治國之道，隻能是自取滅亡，使本就弱小的蜀漢王國實力耗盡。
實際上，諸葛亮在前線作戰期間，後方的形勢卻在惡化。後主劉禪本就是“扶不起的阿鬥”，根本不懂治國之道，所以諸葛亮特意安排了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物輔政，實際上是在劉禪身邊安置了“監視器”。而且，他還一再叮囑劉禪要“親賢臣，遠小人”，“事無大小，悉以谘之，然後施行”。然而，諸葛亮離開成都之後，蜀漢國內極不穩定，甚至出現相當程度的動蕩。就連諸葛亮的北征軍中，也有魏延和楊儀的矛盾存在，並且發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使得軍隊的作戰產生了嚴重障礙。即使對眼下的矛盾，諸葛亮也不能有效調解。他一切以北伐為重，所以對魏延和楊儀的鬥爭視而不見，並在自己死後，為魏延安排了一個反叛的結局，從而導致北伐軍自相殘殺。
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後，蜀漢內部的不穩定因素更是浮出水麵，因此，其繼任者蔣琬立刻終止了連年征戰的局麵，除了派薑維強化北方和西北方的防衛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整頓國內的不穩定情勢。然而，這樣的局麵隻維持了兩年，蔣琬又步諸葛亮之後塵，親赴漢中指揮北征。其後的費禕雖然反對大規模對外用兵，無奈已經搭上了諸葛亮發動的戰爭馬車，也步其後塵進駐漢中，致使成都朝風敗壞，宦官黃皓亂政。至薑維掌握蜀漢軍政大權時，便九出祁山，致力於北伐戰爭。其時黃皓等奸邪之徒更是為所欲為，相互勾結，終使蜀漢敗亡。
攘外必先安內，沒有內部穩定作基礎，又怎能“攘外”成功。諸葛亮及其後繼者的失敗，僅從這一點上說已經成為必然。至於曆史長河中的例證，更是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