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諸葛亮的職業生涯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讓我們再回頭看看他當初未出茅廬即三分天下的那篇《隆中對》，其中明確指出：“曹操之所以能擊潰袁紹，以弱勝強，不隻是因為他抓住了時機，更重要的是長期的規劃。如今曹操已擁有百萬雄師，而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因此，絕不可以硬碰硬……內政上更要勱精圖治，培養國力，然後等待最佳時機。”
可以說，《隆中對》之所以能流傳千古，不僅僅是因為諸葛亮“先知先覺”的智慧，更因為他在邏輯上的情通理順。盡管《隆中對》“有對無策”，然而，就其在對待曹操的態度上來說，“忍耐以等待最佳時機”的戰略完全符合實際，而且是劉備方麵當時惟一可行的生存之道。一開始，諸葛亮確實是完全遵循這一決策而輔佐劉備采取行動的，包括在與曹操爭奪漢中時的直接接觸中，劉備軍團都是采取以退為進的戰術，得以取得階段性成功的。
客觀地說，諸葛亮如果真能一直沿著他在《隆中對》中所製定的決策而“內收外斂”，內政上勵精圖治，培養國力，外事上“忍耐以等待最佳時機”，至少蜀漢政權不會像最後那樣快速衰落。因為曹魏政權本身極不穩定，特別是有相當一部分曹魏元老本是抱著“清君側”的思想而投奔曹操的，所以曹操後來的“挾天子令諸侯”以及廢黜漢獻帝的行為都使曹魏內部出現相當程度的動搖。曹丕代漢自立更深深地刺激了一部分漢室遺老。同時，羽翼日漸豐滿的東吳表麵上做騎牆派，但實際上也對中原虎視眈眈，使曹魏不得不分出相當的兵力防禦東線國防。所以說，曹魏在短時期內絕不會對蜀漢政權采取大規模行動，這正是蜀漢發展的良機。蜀漢方麵完全可以養精蓄銳、蓄勢待發，隻待時機成熟，也很有可能聯合東吳與曹魏一爭高下。即使沒有東吳的援助，但是隻要蜀、吳關係若即若離，即可達到以東吳牽製曹魏的效果，從而形成對蜀漢方麵十分有利的形勢。
然而，諸葛亮最終沒有沿著他當初規劃的路線采取行動，甚至完全背離了忍耐以等待最佳時機的策略。首先，關羽北伐襄陽的舉動破壞了大局，一方麵使得曹魏方麵將注意力轉移到蜀漢方麵，另一個更嚴重的後果是最終喪失了討伐曹魏根據地的荊州，也使得蜀漢實力大減。關羽北伐當然是成都方麵批準的行動，所以這是諸葛亮邁出的第一個錯誤步伐。其次，諸葛亮對劉備東征的默許使蜀、吳關係迅速惡化，更使得諸葛亮治蜀所取得的成果遭到破壞。最後，諸葛亮“以戰求安”的連年北伐則直接將蜀漢政權推入了戰爭的深淵，從而誘發了一係列的“頑疾”，而且戰爭“馬車”一旦發動則難以馭駕，欲罷不能，終於葬送了蜀漢前程。
綜上所述，諸葛亮在處理與曹魏的關係上完全犯了“行動與決策相悖”的錯誤，而這一錯誤對“新生”的蜀漢政權的打擊是致命的。諸葛亮最終沒有實現畢生所願，主要是他“行動與決策相悖”的結果。
決策是一個組織賴以生存的首要條件，是一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依據。它相當於一個企業的“大腦”，隻有在它的指揮下，企業才能正常運作；否則，企業係統就會盲目行動，整個企業也就變成了一盤散沙，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因此，沒有哪一個企業經營者或管理者不重視決策的製定。精明的老板，寧可在決策上弄得自己“頭昏腦脹”，也決不願意隨便冒險行事。也正是由於決策備受重視，所以往往有許多企業經營者都能從眾多的備選方案中找出較為滿意的決策。
然而，有了比較滿意的決策，並不能讓一個企業走向成功，最重要的還要看能否將決策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