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必須及時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戶”。
美國心理學家詹巴鬥曾進行過一項有趣的試驗：把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分別停放在兩個不同的街區。其中一輛原封不動地停放在帕羅阿爾托的中產階級社區；而另一輛則摘掉車牌、打開頂棚，停放在相對雜亂的布郎克斯街區。結果，停放在中產街區的那一輛，過了一個星期還完好無損；而打開頂棚的那一輛，不到一天就被偷走了。於是，詹巴鬥又把完好無損的那輛汽車敲碎一塊玻璃，結果剛過了幾小時，這輛汽車就不見了。
以這項試驗為基礎，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林，提出了一個“破窗理論”。他們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棟建築上的一塊玻璃，又沒有及時修複，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
久而久之，這些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在這種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蔓延。當然，這是從犯罪心理考慮問題的，但不管把“破窗理論”用在什麼領域，即使角度不同，道理卻十分相似。
比如，在窗明幾淨、環境優雅的場所，沒有人會大聲喧嘩，或“噗”地吐出一口痰來；相反，如果環境髒亂不堪，倒是時常可以看見吐痰、打鬧、互罵等不文明的舉止。又比如，在公交車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隊上車，又有多少人會不顧眾人的文明舉動和鄙夷的眼光而貿然插隊？與之相反，車輛尚未停穩，猴急的人們你推我擁，爭先恐後，後來的人如果想排隊上車，恐怕也沒有耐心了。因此，環境好，不文明之舉也會有所收斂；環境不好，文明的舉動也會受到影響。在我們身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幹幹淨淨的牆上，突然有人貼了一張廣告，不出幾天，這麵牆上就會出現大大小小許多廣告；住宅區的草地上本來並沒有路，後來有人從上邊抄近路走，時間不長，這片草地就有了一條不少人都走的路；大街上擺放了很多的鮮花，很好看，也沒有人去動。可是有一天，不知是誰搬走了幾盆。於是一個、兩個、三個，仿佛大街上的花盆，誰都有權利把它搬走。
在公共場合，如果每個人都舉止優雅、談吐文明、遵守公德，往往能夠營造出文明而富有教養的氛圍。
千萬不要因為我們個人的粗魯、野蠻和低俗行為而形成“破窗效應”，進而給公共場所帶來無序和失去規範的感覺。人是環境的產物，同樣，人的行為也是環境的一部分，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平時一直強調的“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就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它決定了我們自身的一言一行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在紐約曼哈頓13號地鐵站的牆壁上，畫滿了地圖。
有關於搶劫的，有關於凶殺的，總之是關於各種各樣的犯罪的地圖。地圖上標出了許多個圓點，每個點代表一個犯罪事件。地圖每天都會更新，在大街上非常醒目。
與這種犯罪地圖有關的最有名的追捕是逮住了考克斯。
考克斯被控在短短兩個月時間裏製造了70宗搶劫案。
手法很簡單，在電梯裏用匕首威脅單個乘客。13號站的地圖顯示出了一些規律。警長達比安排一個特別行動小組專門關注這宗案例。結果終於在28號街東31號的電梯口把他搞定，當時他最後一次作案的受害者還沒來得及打911報警。
如果是三年前，紐約的警察也許從來都不會去關心那些導致考克斯落網的犯罪手法，更不會去老老實實一個一個把那些犯罪規律歸納出來。因為他們的上司從不肯低下他們高貴的腦袋去察看每個星期的地鐵犯罪記錄。但是這一改變發生在1994年，前交通警察局長布拉頓上任以後。布拉頓的措施是號召所有的交警認真推進有關“生活質量”的法律，推行以掃蕩街頭犯罪為中心的一項改革。他以“破窗理論”為師，雖然地鐵站的重大刑案不斷增加，他卻全力打擊逃票。結果發現，每七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是通緝犯；每二十名逃票嫌疑犯中，就有一名攜帶武器。結果是從抓逃票開始，地鐵站的犯罪率竟然開始下降，治安大幅好轉。布拉頓在他給《法律與政策》雜誌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地鐵無序和地鐵犯罪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蔓延。那些長期逃票的、違反交通規則的、無家可歸罵街的、站台上非法推銷的、牆壁上塗鴉的……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使得整個地鐵裏彌漫著一種無序的空氣。我相信，這種無序就是不斷上升的搶劫犯罪率的一個關鍵動因。因為那些偶然性的罪犯，包括一些躁動的青少年，把地鐵完全看成是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