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對自己的嫡子諸葛瞻，管教上仍非常嚴格，在給諸葛謹的書信中，提到：“瞻兒現已八歲，聰慧可愛，但嫌早熟了些，恐怕成長過程中，會鍛煉太少，而難成大器”。他希望以更多的要求和磨煉來教導成長中的孩子。諸葛亮學識廣博，並有獨立思考的習慣，絕不使自己的思想拘於一家之言，因此他強調治學要博取眾家之長。
不少後世儒家，認為諸葛亮“其事雜、其法賅、其道混”，認為他的思路不純，雜亂無長，其實是門派之見而已。在《誡子書》中諸葛亮明白表示自己治學和修心的想法：“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他強調修心在於尊欲。
多學才能長才，要立有遠大誌向，不斷要求自己，治學和修心才能真正成功，這也是諸葛亮鞠躬盡瘁的基本精神。
我們查考蜀國史料，找不到像東漢梁冀那樣的貪官汙吏，見不著像西晉王愷和石崇那樣的惡富，所見的是一批清正廉潔的官員：董和“躬親以儉，惡衣蔬食”，為官“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鄧芝“賞罰明斷”，“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薑維“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佃室無妾媵之褒，後庭無聲樂之娛，衣食取供，輿馬取備，印台節製，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費禕“雅性謙素，家無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翻開史書，能有如此官德政風的朝代實在少有，究其原因是諸葛亮清正廉潔、崇儉戒奢的為官準則教育影響了滿朝文武，帶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潔的官，贏得了蜀漢人民的愛戴，受到後世的稱讚。
世界上最壞事的就是錢財，聰明人的錢財多了，就失去了進取向上的鬥誌；愚蠢的人錢財多了，就會幹更多的蠢事和壞事。
是呀！錢財是身外之物，沒有它自然不能生活，但過多又成為自己的累贅，這就像一個人的十個指頭，不足十個生活不方便，超過了十個就成了負擔。
財多必害己，多藏必厚亡。
唐朝時候，太宗患有嚴重的關節病，一到秋天就發作，於是有臣子上奏請求為太宗建築高殿，以防止關節病發作影響太宗健康，奏折中說：“自古以來有所謂‘夏之月可以居台榭’，秋季的綿雨又將來臨，宮中濕氣太重，恐怕對陛下身體不太好。希望陛下馬上建築高殿。”
唐太宗卻婉言拒絕說：誠如朕患有神經痛，這種疾痛若長年處於濕氣重的地方當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宮殿需要一筆數目龐大的費用，從前漢文帝打算營造宮殿時，發現需要的費用相當於百戶普通人家的資產，便打消了這個念頭。雖然和漢文帝相比，我的德行遠遠不及，但所需的費用卻要多得多，這不正是身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職的地方嗎？
俗話說：“世界上最寬闊的東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胸。”隻有豁達大度，從諫如流，才能修煉出自己的內聖之法。其實，自我節製的形式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借助堅強的意誌力，來貫徹自我節製的內聖決心。這個原則不僅是在公的方麵，即使在個人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