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厚為他們出謀劃策，讓他們都把子女贖回家。其中特別貧窮沒錢贖回的，就叫記下他們的勞動工錢，等到數目和借款相等時，就下令放回那些作抵押的子女。觀察使把這種辦法推廣到別的州，到了一年，免除奴婢身份而回家的差不多一千人。
衡山、湘江以南考中進士的人，都把子厚當作老師。那些受過子厚指點講解而寫文章的人，他們的文章都有章法，值得欣賞。
他被召回京城而又被派出去做刺史的時候，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派遣之列，應當到播州去。子厚流著眼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而且夢得家中還有母親。
我不忍心看到夢得的困苦，他無法把這種情況稟告給母親，而且也絕沒有母子都去播州的道理。”他決定向朝廷請求，準備呈遞奏章，情願拿柳州換播州，即使再次獲罪，死也無憾。
正好有人把夢得的情況上奏皇上，夢得於是被改派去連州任刺史。唉，士人在困境中就顯得出操守和道義。
現在那些平日居住在裏巷中的人，彼此傾慕相好，吃喝遊樂相互應酬，恭維討好，強裝笑語以示謙虛，手拉著手簡直像要掏心挖肺給對方看，指著青天白日流淚發誓，不論死活誰也不做對不起誰的事，簡直像真的一樣可信。
可是一旦遇到細小的利害衝突，那怕隻有像汗毛頭發那樣的小事，就翻臉不認人；對方掉進陷阱，不伸手相救，反倒落井下石。這樣的人，到處都是呀。
這就是野蠻人甚至禽獸都不忍心做，可是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風範，也應該感到一點羞愧吧！
子厚年輕的時候，善於幫助別人，不看重、顧惜自己，以為建功立業可以立刻成功，因此受牽連被貶斥。
既被貶謫，又沒有人了解他，有權力、職位高的人又不推薦引進，所以最終死在荒僻遼遠的地方。才能未被當世所用，政治主張不能在當時推行。
假使子厚在禦使台、尚書省時，自己謹慎保重，能像在當司馬、刺史時一樣，也就不會被貶斥；被貶斥後若有人極力保舉他。一定會被重新起用，不再處於困境。
可是如果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長，困厄不達於極點，雖然功業上出人頭地，可是，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會下苦功夫，達到像今天這樣必能流傳後代的水平。這是毫無疑問的。
即使讓子厚遂了心願，在一個時期內出將入相，拿功名事業來換傳世的文章，得失如何，一定有人能夠明辨的。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十五年七月初十，運回萬年縣祖墳旁安葬。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周六，隻有四歲，小的叫周七，子厚去世之後才出生的。
兩個女兒都還幼小。子厚的遺體能夠回鄉安葬，費用全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出的。行立有操守，有信用，和子厚是朋友。
子厚對他也很盡心，到底倚仗了他的力量得以歸葬。把子厚葬到萬年縣祖墳上去，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恭謹，對學問從不滿足。
自從子厚被貶謫以來，盧遵就跟隨他和他住在一起，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離開。在他把子厚安葬好後，又準備安排子厚家屬往後的生活，可以說是一位有始有終的人。
銘文是：這裏是子厚的安息處，又穩固，又安靜，有利於他的後代子孫！
吃虧地是一種投資
做生意不僅講究肯吃虧，而且還要善於吃虧。商人都講究成本、利潤，善於吃虧者才能以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
經商者不管做什麼生意，說到底還是個買進與賣出的問題，買進價低高價賣出則大賺，反之就是賠錢賺吆喝的賠本買賣。小商人做生意是買貨賣貨，而大生意人做的卻是另一種買賣，一種關於人的買賣。這種買賣買的是人情——在特定條件下是十分便宜的，賣的也隻是人情——在另一種條件下卻又十分昂貴。所以說這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我們知道胡雪岩的500兩白銀買的一個人情，卻賣出了不止500萬兩的價錢，我們當然也知道胡氏的這項智力投資實在劃算，無獨有偶，晚清有一位官員也曾做過一樁這樣的買賣，隻是他的誤打誤撞不像胡雪岩的作為那樣使人蕩氣回腸，而頗令人們噴飯。
鹹豐元年冬日的一天傍晚，官居兩淮鹽大使司山陽分司運判的吳棠接到來報，說是一位姓張的世交故世，送喪的船就停在城外的清江浦運河上。吳棠就派手下送去二百兩銀子，並約定改日有空前去吊唁。誰知，那手下卻誤打誤撞為吳棠帶來了輝煌前程。原來，這年冬天，初登皇位的鹹豐帝向全國下達選秀女的詔命：凡四品以上滿蒙文武官員家中十五歲至十八歲之間的女孩子，全部人京候選。慈禧太後那拉氏那年十七歲，父親惠征官居安徽皖南道員，正四品銜，各方麵都在條件之內，家裏隻得打點行裝，準備送她進京。誰知正在這時，惠征得急病死了，那拉氏上無兄長，僅僅有一個十三歲的妹妹，寡婦孤女哭得死去活來。當時官場的風氣是，太太死了，吊喪的壓斷街；老爺死了，無人理睬。惠征居官還算清廉，家中並無多少積蓄，徽州城又無親戚好友，一切都要靠太太出麵，四處花錢張羅。待到把靈柩搬到回京的船上時，身上的銀子已所剩無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