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回上海，勾起了江青對上海的無限懷念。她，自從一九三七年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十二年沒有回到這座令她日思夢想的大都市。
很遺憾，毛澤東隻派她為宋慶齡送行。倘若那次毛澤東派往上海專程問候宋慶齡的不是鄧穎超，而是她……
然而，“約法三章”約束著江青。江青能夠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為宋慶齡送行，已經是很大的滿足了。鄧穎超畢竟是鄧穎超，鄧穎超不僅是周恩來的發妻，而且當時擔任著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跟鄧穎超相比，江青差遠了！如她後來在“文革”中所說，當時她隻是一個“普通黨員”……
開國之初，江青是個“閑人”。毛澤東卻正處於百廢待興的高度繁忙時刻。他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抵達莫斯科，直至一九五○年三月四日回到北京，正在蘇聯與斯大林進行會談，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在毛澤東如此忙碌的時刻，一九五○年元旦，江青向遠在蘇聯的毛澤東發去電報，提出請求，到“新解放區”看一看。
江青所謂的“新解放區”，實際上也就是指上海。
一九五○年一月四日，毛澤東從蘇聯複電在國內主持中央常務工作的劉少奇：少奇同誌閱轉江青：
一月一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誌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誌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後注意隻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誌接洽，由他作決定。
毛澤東
一月四日上午四時
從毛澤東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出，那時江青想獨自外出工作，不那麼容易：
第一，必須征得毛澤東同意；
第二，“須得少奇同誌同意”；
第三，“須和廖魯言同誌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廖魯言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
第四，“應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
第五，“注意隻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
第六，“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
由此可見，江青當時外出受到種種約束。
然而，她畢竟是“第一夫人”。在她到達上海的時候，竟然受到高崗和饒漱石的親自歡迎！饒漱石稱她為“朝廷特使”！
關於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的情況，幾乎不為人們所知。所幸在美國維特克訪問江青時，江青倒是細細地談及此事，算是填補了這一“空白”。
從江青的回憶中，可以知道她第一次回上海，主要是由饒漱石負責接待。盡管饒漱石盡了“地主之誼”，而江青對他並無好感。
後來，維特克在《江青同誌》一書中，這樣加以記述：
“由於渴望參加中國東部的土地改革運動，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車。上海她很熟悉，但已有十二年沒有造訪了。雖然她知道它的管理和文化生活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她看到時還是非常激動。
“當她乘的火車駛進火車站，她發現了高崗和饒漱石。他倆分別主持黨的東北局和東南局，因此可以說是管轄了整個東部地區。很明顯他們已知道了她的計劃。她一踏上上海站台，他們就提出在他們認為是‘他們的管轄區’內安排她的所有活動。
“她大多是與饒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訴他她想直接下到農村，開始有關土改的調查。他以許多特務正在附近活動而無法保證她的個人安全為由阻止她。
“他頻繁地來看她。有一天她決定去上海市區逛商店。在她離開之前，鐃漱石堅持陪她去百貨商場，不管她是否想單獨去。從那以後，她不是被一個安全局（引者注：應為公安局）的局長就是饒漱石書記親自陪同。不論到哪裏，他們都是被持槍的秘密特工所包圍，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綁架，總使她回憶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裏驚恐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