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柯慶施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批評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批評這些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便是毛澤東關於文藝界的著名的“兩個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
“……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隻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這樣，在全國出現了批判《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澤東以為“修正主義”的影片“可能不隻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江青馬上“加碼”，增加到十部。
於是，在一九六四年年底，江青約見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位正副部長座談。這清楚表明，江青已經淩駕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之上。
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吳冷西回憶：
一九六四年底，江青約中宣部五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談，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十部影片。
我記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鋪子》、《舞台姐妹》、《紅日》、《逆風千裏》、《兵臨城下》以至《白求恩》等。
當時大家都沒有同意，認為要慎重考慮。
事後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這些影片，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仿效。在這樣壓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
鑒於這些錯誤的批判有大泛濫之勢，中央書記處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初開會討論此事。小平同誌和彭真同誌都主張趕快“刹車”，學術討論要“降溫”。之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編者評論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學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點的現代文藝作品。
在全國點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緊了對於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工作。
康生支持了江青。於是，毛澤東也同意對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進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寶劍”，前往上海秘密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那篇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時，“吹”出了她去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內幕：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扼殺這篇文章了。
就當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張春橋、姚文元密謀之際，從成都傳來令他們沮喪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慶施在那裏病逝！
從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經柯慶施的介紹，她已和張春橋、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聯係。那時的姚文元，還隻是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手中的權力有限。張春橋取代了柯慶施，成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