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的中國報紙，充滿著火藥味兒：
一月，《羊城晚報》、《南方日報》開始批判曆史小說《柳宗元被貶》——柳宗元“被貶”被“索隱”為彭德懷“被貶”！《文藝報》開始批判康濯。
二月，《電影文學》批判“一部散發著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想毒素”的電影劇本《親人》。《文藝報》則批判陳翔鶴的曆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文章的題目便是氣勢洶洶的質問語：《為誰寫挽歌？》
三月，《人民日報》發表齊向群的《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編者按毫不含糊地說《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報》發表《夏衍同誌改編的影片〈林家鋪子〉必須批判》。
六月，《工人日報》發表《〈不夜城〉必須徹底批判》。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複》，免去了齊燕銘、夏衍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電影界開始批判所謂“夏陳路線”，亦即“夏衍、陳荒煤路線”。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彙報》上，冒出了長篇批判文章，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作者為姚文元。
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來於京滬，“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終於露麵的。
雖然署名“姚文元”，實際上，作者應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當然。最初看出《海瑞罷官》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便是她。
張春橋的嘴巴向來很緊。不過，據《海港》編劇李曉明回憶，張春橋有一回得意起來，曾對他說：“以姚文元名義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不少內容是我寫的。”
這樣一發“重磅炮彈”，選中上海《文彙報》“發射”，是因為上一次那篇《“有鬼無害”論》也是在這家報紙發表的。上海兩大報——《解放日報》和《文彙報》，當時的《解放日報》乃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屬於“黨報”，倘若發在《解放日報》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彙報》曆來有“民間報紙”的“身份”，便於“展開討論”——“釣魚”也。
至於署名姚文元，是因為姚文元尚未顯赫，不過是“青年文藝評論家”，便於持不同意見者跟他“討論”。那時的張春橋，已升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濃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夕，江青於十一月二日出現在北京首都劇場，審查北京京劇團的《紅岩》。她的公開露麵，不知內情者會以為此後一個多星期在上海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幹。（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與電影《南海長城》攝製組談過對分鏡頭劇本的意見。）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發表的，而攻擊的矛頭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在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問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彭真便一直擔任此職）：“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吳晗，北京市副市長也。彭真顯然護著吳晗，含糊其詞地答曰：“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彭真便得知這發生在上海的異常動向，當即囑令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十一月十日的《文彙報》——那時上海《文彙報》還沒有在北京發行航空版。
江青關注著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應。《文彙報》駐北京記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時刻，記者在北京四處活動，收集對姚文無文章的“反饋”信息。這些信息刊載在內部刊物《文彙情況》上。周恩來發覺了《文彙情況》不正常的“情況”。張春橋趕緊改為另出《記者簡報》，不編號，每期隻印十二份，繞開了周恩來。江青從《記者簡報》中掌握著各方動向。
從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轉載了姚文元文章。這表明，華東六省一市步調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