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了陳獨秀的“跪著降”之後，李立三越發激動起來，日漸“左”傾。
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會見前來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負責人時，便和李立三有過小小的爭論。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軍裝，一雙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間小型會議室裏，會見中共領導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
斯大林分析中國形勢時，說：“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現在處於兩個高潮之間。”
可是，李立三發言時，卻說：“中國還是處於高潮。”
斯大林搖頭，拿起一張紙，用紅鉛筆畫了兩個波浪，指著波浪間的低處說：“中國革命正處於這個地方。在低潮時也會有幾個浪花的。別把這浪花當成高潮！”
這一曆史性的小插曲，準確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個年月，“左”是流行病。共產國際也“左”，周恩來有時也“左”。不過，周恩來畢竟穩健，經驗遠比李立三豐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來約束。誠如李維漢所言：“思來走後，立三更加獨斷專行，政策越來越‘左’。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往往由他個人決定，黨的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
周恩來剛走淳立三便發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一文，鼓吹道：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了它的四肢，而沒有斬斷它的頭腦，炸裂它的心腹，還不能製它於死命。要達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階級最後的激烈的武裝暴動。
李立三下令迎接“紅五月”，各地中共組織要舉行工人總罷工、總示威。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那天，光是上海，便組織了一萬多人湧上南京路遊行，結果使許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卻以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再不是斯大林紅鉛筆所畫的波穀。他聲稱：“現在的革命好比幹柴，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準備武裝暴動的時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轍。他又一次在中國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0年6月11日通過。那篇文件，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綱領性文件”。
李立三以發燙的頭腦，寫下發燙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的麵前！”
“暴動的時候要到了，大家組織起來！”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區首先勝利！”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向忠發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支持他的暴動計劃。有了總書記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
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異想天開，要把蘇聯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
李立三這一係列“左”傾暴動計劃，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慘重損失！
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犯過“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瞿秋白，此時的頭腦倒是清醒的。當他在莫斯科讀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當即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李立三發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