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車站，兩個中國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倆急於回國，照理說是應當乘東去的列車，但他倆一反往日的路線，取道德國回去。
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製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
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
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來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刹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
現存的會議記錄上稱，此會是在“避暑的廬山”上召開的。其實那是隱語。所謂“廬山”，是指上海麥達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一幢豪華洋樓，真的有點“廬山”氣派。
會議是由瞿秋白主持的。關於這一點，列席會議的聶榮臻（他當時在中共特科工作，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回憶道：“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在會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是“特生”，即向忠發，他承認。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這“個別”兩字，自然是為他自己掩飾。
“少山”傳達了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少山”，即周恩來。
“之夫”作了大會結論。“之夫”，亦即瞿秋白，取義於“楊之華之夫”，楊之華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認了“策略上有‘左’傾冒險主義傾向”，“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會議選舉的政治局委員，保持原有的陣勢，隻是補選關向應代替已去世的蘇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李立三、關向應、張國燾。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眾多的文獻上均這樣記載，但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稱三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駕馬車”中的李立三，換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複出了，有了錯誤的教訓，又有了兩年的冷靜反思，瞿秋白比過去顯得成熟。不過，大抵由於瞿秋白有過類似於李立三的“左”傾經曆，他對李立三的批評是溫和的，隻是說他“犯有‘左’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而不是說他犯了路線錯誤。對李立三的處理也是溫和的，隻是撤銷他的常委職務，仍保持政治局委員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