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肯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柏山同誌在他的自我批評中顯明的正確地指出了自己的錯誤，它的來源及其對於這些錯誤的責任”。信中還斥責了“共產主義的叛徒”和“黨內的右傾分子”，稱他們“總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誌的這些錯誤，來進攻黨的整個路線，把黨的路線拿來和國際的路線對立”。
可是，風雲變幻莫測。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從莫斯科發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等於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
“立三同誌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這條路線底結果，就是消極，就是失敗，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產生了他的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
這封題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經過秘密交通線傳遞，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發涼！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封信將會帶來一場政治風暴，因為在收到等之前，他已風聞，有人在說瞿秋白“庇護”李立三，六屆三中全會是搞“調和”。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意味著他將麵臨新的批判……
按照那時的“慣例”：犯了錯誤的中共高級領導人，要前往莫斯科檢查。陳獨秀是如此，隻不過他堅決拒絕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輪到了李立三。
在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中，就已經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檢討。瞿秋白以“工作需要”為理由，請共產國際準許李立三“暫不去國際”。
當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一到，李立三再也無法拖延了。那時，他的妻子正臨產。他深知共產國際不會輕饒他，此行不知何日方歸，妻又從事地下工作，將來很難照料孩子。他寫下條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預囑交給一個老工人。就這樣，1930年12月5日，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
李立三這一去，在蘇聯竟檢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軍事法庭，投入監獄……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馬上把回國不久的瞿秋白牽涉進去。
風暴來得那麼的迅猛：就在共產國際“十月來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機關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便送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兩人聯名寫的。那是兩個小夥子，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領導了中共黨內推倒瞿秋白的運動。此後，他倆竟奪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成為中共新領袖。
這兩名年輕人，一個名喚陳韶玉，另一個叫秦邦憲。後來，他們以他們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載入中國共產黨黨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過怎樣的矛盾？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他們，怎麼能夠一下子攫取中共領導權？這得從頭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