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中央委員會會議隻有中央委員才有表決權。然而，出席會議的許多代表並非中央委員，卻強烈要求擁有表決權。如果不同意這些非中央委員擁有表決權，會議會吵得更厲害。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艾伯特決定：“參加會議的都有表決權。”
這麼一來，那十四個不是中央委員的代表，都擁有表決權。
表決的結果，當然是胳膊扭不過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單得到了多數票。
羅章龍一派失敗了！
王明，在十二天前躍為中共江南省委代理書記，此時一下子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了一天，在吵鬧聲中結束。羅章龍並不就此罷休，他聯合何盂雄、徐錫根、陳鬱，王克全、王風飛、史文彬、李震瀛、韓連會、唐宏錦、餘飛、徐畏三、張金保、袁乃祥等，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非常委員會”。會上，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推舉了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風飛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
據羅章龍回憶，以他為首成立的“非常委員會”成員如下；
羅章龍：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總黨團書記。
史文彬：中共“六大”監委主席，鐵總主席兼總黨團書記。
林育南：上海總工會常委，蘇準會秘書長。
何孟雄：曾任江蘇省委書記，後任江蘇省委委員，滬東區委書記。
李求實；曾任中共中央書記，上海反帝同盟書記。
唐鴻景：宏錦，東北區黨委書記。
李震瀛：上海總工會主席兼黨團書記。
王仲一：北方局書記，鐵總組織部長。
張金保：全總女工部主任。
袁乃樣：京奉鐵路總工會主席，後任唐山市委書記。
沈先定：上海總工會組織部長。
徐渭珊：上海紗總主任。
張昆弟：北方局特派員，鐵總北方辦事處主任。
王鳳飛：原九江市委書記，後任上海閘北區書記。
譚壽林：全總秘書長。
陳鬱：海總黨團書記。
吳汝銘：雨銘，鐵總秘書長兼中共順直省委書記。
劉峻山：江西省委書記。
孫秀峰：隴海鐵路總工會主席。
童昌榮：湖北省工委書記。
霍錕鏞：湖北省委工委書記。
韓麟符；北方局農民部部長。
蕭道德：蘇準會主席，江西中央蘇區代表。
羅章風；蘇準會副主任兼保衛科長。
陶蘭：女，江西中央蘇區代表。
徐朋雲：豫鄂皖蘇區代表。
鄭芹瑞：豫鄂皖蘇區代表。
陳之昆：洪湖蘇區代表。
王士青：青島市委書記。
盧福坦：膠濟鐵路工會主席。
馬人驥；天津海員工會。
薑英：東北軍委書記。
還有李進、劉鄢（劉炎，女）、李梅羹（李墨耕）、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後來，羅章龍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之路，進行分裂活動。周恩來出麵找他談話，僵無效。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
此後，羅章龍在西北大學、湖南大學、河南大學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生活在北京。筆者曾兩度訪問過他。他雖年已九詢，記憶力仍很好。
羅章龍曾風趣地對筆者說：
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扳著手指頭，所數黨內的“機會主義頭子”：第一個是陳獨秀，第二個是瞿秋白，第三個是李立三，第四個是我……其實，說來也有“緣分”，陳獨秀有個“獨”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雙”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個“三”；我呢，那羅字頭上上頂著個“四”！
六屆四中全會之後，瞿秋白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他在《多餘的話》中，曾以沉重的筆觸，寫下這樣一段悲愴無比的話：
我第二次回國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局領導機關。這期間隻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台。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選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三人為常委。此時，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尚在從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達上海。王明雖未進入常委，但這顆“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實權。
論資曆，作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張國燾，本來不把王明放在眼裏。在莫斯科時，張國燾還曾跟王明鬧過矛盾。此時，張國燾見王明躊躇滿誌，便在黨內刊物《實話》第十三期上發表文章，吹噓起王明來：“陳紹禹同誌等是堅持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同誌。”“我們黨內還存在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無原則性的派別成見……他們或明或暗的反對所謂的陳紹禹派，這就是借反對所謂陳紹禹派為名，反對黨和國際卻是實。”字裏行間，透露出當時的“陳紹禹派”（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