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即便在米夫、王明控製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也未能得以進入中央委員之列。因博古的黨內地位比盧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為總書記，顯然不負眾望。
王明的最後抉擇是讓總書記空缺，而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一邑他有機會從蘇聯回國，便可擔任總書記。
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的原始記錄，有關當事人的談話，透露了當年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
張聞天於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說，王明、周恩來決定離開上海時，提出新中央的名單，“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所以我記得當時特別提到無總書記問題。”
周恩來幹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在分配工作時，曾向盧福坦解釋不設總書記。”
由王明提出，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準，新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六人組成，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由博古負總責。
這麼一來，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博古和張聞天，一下子擢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於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之前！
博古於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這麼談及他成為“負總責”的經過：向忠發被捕後，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到酒店開會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就這樣，在那不知名的酒店裏的四人聚會，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權力的移交——交給了博古，而不是交給“想當總書記的盧福坦”。
張聞天的後來的自述以及周恩來、博古後來的談話，不僅說明了當時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而且說明了從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其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才重設總書記。
電就是說，從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這二十五年零三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共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當本書——《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初版本出版後，1993年第6期《上海黨史研究》發表了吳景平對本書的書評《以文現史的佳作——（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的成功嚐試和若幹不足之娃》。吳景平在書評中對本書提出不同看法：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並由張聞天擔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則同意筆者的意見，對吳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寫了《張聞天擔任過黨的總書記嗎——兼談1931年至七大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演變情況》一文，指出：
《上海黨史研完》1993年第6期發表的吳景平為葉永烈所著《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井由張聞天擔任。”筆者認為上述說法是不確切的……
1931年4月，6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周恩來被迫將赴江西蘇區，王明則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9月下旬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補選博古、張聞天、康生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陳雲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再加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和另一個牽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來再設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