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18日，隨著黃浦江上一艘日本輪船汽笛長鳴，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慶樹，以及吳克堅、盧鏡如，離開了上海。
王明於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那天，趕到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從此，他在那安全的“紅色保險箱”裏，和米夫一起遙控著中國共產黨。
就在王明離滬後一個月，暮色籠罩著上海灘，華燈初上，從海寧路與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煙紙雜貨店裏，走出兩名男子。他們跳上兩輛人力車，直奔黃浦江畔的十六鋪碼頭。其中一個男子，穿對襟嘩嘰中式短上衣、藍色嗶嘰中式褲子，廣東工人模樣，車上放一隻手提箱。另一男子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輪。
那廣東工人模樣的男子，便是周恩來。他朝廣東汕頭進發，特意打扮成廣東工人。臨行時，鄧穎超在那雜貨鋪樓上。隻是為了不引人注目，沒有下樓送行。
周恩來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蘇區。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前往鄂豫皖蘇區一樣，是為了加強那裏的領導工作。周恩來取道汕頭，沿著一條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他一上船，一個綽號叫“小廣東”的地下交通員便跟他接上了頭。
死了向忠發，走了王明、張國燾、周恩來，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博古負總責，張聞天和盧福坦成為他的副手。在這裏要特別指出，“負總責”與“總負責”，隻是兩個字顛倒了一下，含義不完全相同：“負總責”隻是表明肩負的責任，而“總負責”除了包含“負總責”的意思之外，還多一層意思，是一種職務的名稱。早些時候的中共黨史書籍中大都寫作“總負責”，現在都改用“負總責”一詞。
後來，博古於1933年1月19日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張聞天比他早幾天到達那裏，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盧福坦任負總責。
盧福坦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時間非常短暫，隻有三個多月——因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說是2月，如中統特務莊祖方的回憶），他就落進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手中。
當年的中統上海行動區副區長陳蔚如（又名陳俊德），後來在其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中，這麼寫及盧福坦被捕後的情景：
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盧福坦於1933年4月被密捕後，臨時關押在小東門東方旅館內，這裏環境比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裏麵那樣陰森、恐怖。根據盧福坦在中共黨內的所史和地位，其意誌應該是比較堅定的，可是在勸降特務和他談話之後，他很快表示願意自首，井為中統上海區對中共江蘇省委的連續破壞提供了很多情報，成為可恥的叛徒特務。
盧福坦這麼快就叛變，連中統特務也感到意外！
由於盧福坦提供了線索，位於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蘇省委處於中統特務的監視之中。兩個不滿十八歲的中統特務蔣某和吳某在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進三樓的房間中。
借口進屋撿皮球，他們偵察了中共江蘇省委機關，緊接著，便來了一個大搜捕……
盧福坦叛變後，居然搖身一變，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擔任中統徐州特區行動股股長、上海區情報行動股股長。
上海解放後，盧福坦被捕。1969年被處決。